理论修养不足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在其发展的历史上一直保持着指导思想上的纯洁性，反复强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上的明确和坚定，无疑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我们党的许多党员来讲，理论修养不足，水平不高，又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明显弱点和缺点，毛泽东曾经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早在1937年11月，毛泽东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到过“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1]的情况。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2]针对这一问题，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940年6月，他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3]延安整风之初，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用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4]虽然经过延安整风，全党获得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但是理论方面落后的状况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扭转，以至于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还谈道：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困难”。[5]
建国以后，我们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其理论建设有比过去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理论建设的状况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1957年3月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6]1961年1月，他还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缺乏舆论准备。[7]这里讲的舆论准备，就是理论准备。
那么，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曾经分析了这样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部分同志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工作繁忙，时间紧张，顾不上理论学习。这往往被一些同志称之为可以原谅的客观上的原因。1964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中指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少人，虽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处在战争条件下，或者长期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缺少认真读书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理论修养。批示要求，为了适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8]
其次，某些同志的经验主义倾向。我们党曾经长期受到主观主义的困扰，而主观主义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这是错误倾向的两个极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主要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指出：在我们党内也有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9]延安整风时，曾经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但是由于当时党内的状况，主要锋芒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经验主义的斗争还没有在同等的规模上展开。此外，彻底克服经验主义，必须依靠广泛的系统的理论学习，而这在当时是受到党所处的紧张的战争环境的妨碍的。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长期以来党内一部分同志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少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等倾向的重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人的实际工作经验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那我们的知识就不是完全的。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特别指出：“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10]
再次，一些同志的文化水平低成了理论学习的障碍。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是学习理论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认为，从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来讲，文化是实际的一部分，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它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工具。40年代，他在为延安《文化课本》写的“序”中说：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得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因而，为了学习理论必须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也强调说：“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11]
虽然文化水平低的问题在建国以后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某些党员和干部来讲，依然是理论学习的一大障碍。
最后，很多同志没有养成学习的习惯，党内没有形成学习的风气。学习理论同实际工作同样需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夫。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现在我们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在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12]他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精神不振的表现。同年10月，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13]
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是毛泽东对全党的希望，更是他的自我要求。毛泽东就是一个读书学习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这是他具有那么多的才能和智慧、特别是具有那么好的理论修养和能够做出那么高的理论创造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