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是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自我教育与互相教育、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抓先进与抓后...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原则，而且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从而解决了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问题。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是指符合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以及思想教育规律的方法。毛泽东高度重视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44]毛泽东创造和提倡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方法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的方法；二是自我教育与互相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三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法；四是抓先进与抓后进相结合的方法。
关于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的方法。这是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大量的是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这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去解决。凡事都要有个道理，进行思想教育如果不讲出个道理，那么人们就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不会接受你的宣传和主张。所以，我们提倡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或者动员人们去完成某项任务，从事某项工作，都要先讲一番道理，做到以理服人。为此，就必须因人施教，针对不同人的不同特点进行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达到疏通引导的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38年春天，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大中城市来延安抗大学习。抗大条件差，生活苦，劳动多，许多人就受不了，发牢骚，讲怪话。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后，决定亲自到抗大讲课，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他没有先批评说怪话的人，而从劳动创造人、改造世界的道理讲起，然后转到革命者参加劳动、改造抗大环境的重大意义。接着很诚恳地说：抗大不断在扩大，学员成倍增加，学校缺乏经费，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叫做艰苦奋斗。抗大学员数千人，编了几十个队，每队都配备了必要的勤务人员，不够再不能多补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烧，大量的服务性的工作，由谁来承担？如果从前线抽人回延安服务，代替我们的日常劳动，这样做是增强抗战力量还是减少抗战力量？我们办抗大是为了抗战，那么减少抗战力量的事还能不能办？毛泽东这一席有针对性的讲话，引起了学员们的沉思。课后大家一讨论，认为毛主席讲的有道理。从此，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亲自参加劳动，亲手改造抗大环境，逐渐形成了抗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不仅重视以理服人，而且重视以情感人。只有情理结合，情真理切，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要做到以情感人，关键是要同被教育者建立真挚的深厚的感情。这样，被教育者才能对你有高度的信任，你讲的道理他们才乐意听。为此，政工干部就必须深入群众，关怀体贴群众，真诚热爱群众，这是同群众建立深厚感情的基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特别是，在最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出于对战士的爱，产生了真挚的情，从而动员和带领红军爬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经受了考验。比如过草地，这是长征最困难的一关，也是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爱”和“情”最严重的考验。据毛泽东警卫战士的回忆，红军过草地的第七天，已经断炊几天，粒米未沾，个个饿得头昏眼花，毛主席也只剩下最后几块小青稞饼，这还是在前几天吃野菜省下的。就在这时，毛主席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路边，他弯下腰，亲切地拍叫他们：“同志，不能倒下去呀！”两个战士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毛泽东没说一句话，默默掏出仅有的几块饼，不顾警卫员阻止的眼光，送到了两位战士手中，含着深情说：“再坚持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最后，又让人牵来马，让其中最弱的一个战士骑上去，在漫长的长征中，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结合起来，边指挥战斗边做思想工作，给了红军强大的精神力量，终于使红军战胜了千辛万苦，到达了抗日前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言传身教、情理结合，从而赢得了党内外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关于自我教育与互相教育结合的方法。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靠少数人做，而是群众性的工作。他主张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都要做思想工作，人人都要做思想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群众性的特点，决定了这项工作必须坚持群众自我教育与互相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所谓自我教育，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央文件，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自觉地学习先进思想、克服错误思想和树立正确人生观的改造过程。简单来说，就是自己教育自己、自觉改造思想、自己做自己思想工作的过程。在自我教育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特别重视和强调自我改造、自我批评和自我修养等方式。自我改造，既自觉地学习科学理论和中央文件，联系思想实际，对照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积极开展思想斗争，认真克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形而上学思想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自我改造思想不仅是自觉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的思想斗争过程，而且是自觉学习先进思想和不断提高认识能力、政治觉悟的思想进步过程。所以，一个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否自我改造思想，这是衡量他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否在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我改造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就是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倡“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之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45]毛泽东很重视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把是否坚持自我批评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因此，他强调每个共产党人“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46]他还鼓励共产党员“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了，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47]在自我教育中，自我修养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工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48]自我修养，自古有之。古代称之为“自我反省”。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一种修养方法，“自我反省”是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提倡的“自我修养”和古代人讲的“自我反省”有着原则的不同。古代人说的“自我反省”大都是唯心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往往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坚持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而我们说的自我修养，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的，是和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是在改造社会实践中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造自我和塑造自我的过程，就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自觉克服缺点错误的过程。所以，这样的自我修养，对于纯洁思想意识和提高认识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人们还需要互相教育。所谓互相教育，就是指人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互相批评、互相影响、互相启迪、互相帮助。毛泽东认为，人们在进步的过程中是离不开互相帮助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就是他在教育党员干部时常讲的一句话。为此，他曾创造了许多互相教育的好形式。其一，开展谈心活动。包括领导与群众谈心，领导者之间谈心，群众之间互相谈心，等等。实践证明，同志之间互相谈心，可以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统一认识，携手前进；领导与群众之间谈心，可以交换意见，了解情况，增强依赖，加强团结。为了取得谈心的良好效果，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谦虚，就是说要放下架子，平等待人，责己严格，待人和气，各自都不能以教育者自居，更不能盛气凌人。第二要诚恳，就是说要真心实意。说心里话，不虚情假意，不装腔作势，以取得对方的信任。第三要耐心，就是说要不怕麻烦，不怕反复，不急于求成，善于等待，坚信一定能谈通。第四要有科学性，就是说要遵循人们思想活动的规律，按规律办事；要掌握人们的心理和性格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交谈，否则就会碰钉子，一谈势必谈崩。第五要讲艺术性，就是说要讲究谈话的技巧，包括时机的选择，语言的运用，场合的考虑，分寸的掌握等等。其二，开展讨论活动，包括召开学习讨论会，工作讨论会，生产讨论会，生活讨论会，组织生活会，理论研讨会等，平时大量的是学习和工作讨论会。毛泽东很重视开好讨论会，要求“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49]为了开好讨论会，达到互相教育的效果，领导者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抓住干部和群众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第二，要善于活跃会议防止出现冷场问题；第三，要妥善处理会上发生的离题、争执与纠纷问题；第四，要善于引导和总结，使其达到预期目的。实践证明，讨论会开得成功与否，关键在领导。只要领导思想重视，又注意方法和艺术，讨论会一定能开好，一定能起到互相教育、提高认识、增强团结的目的。
关于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既是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基本方法，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工作方法中的体现。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50]他还强调：“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51]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密切结合，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不能真正地做好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一般号召”，主要是指各种形式的会议文件、动员报告、标语口号、报刊社论和号召完成中心任务的电台广播等。这是宣传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作方法。这种工作方法的优点是：能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某一活动，能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声势，能较快地使人们了解其宣传内容并使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此，我们在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时，都要善于运用这一工作方法，充分发挥这一工作方法的优势。但是，无论实现党的领导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都不能满足于这一工作方法。如果“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就会“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52]
为了防止领导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官僚主义问题，必须在一般号召之后认真做好个别指导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个别指导”，主要是指个别谈话、个别谈心、个别辅导、个别征求意见等。在个别指导中，毛泽东强调要经过调查研究，针对每个人的心理特点，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在动员当地农民武装首领王佐参加革命队伍时，就特别注意调查研究王佐的心理特点，认为王佐是个“火爆性子”，“多疑心强”，“出身苦，讲义气”。所以他在个别谈话时，一是特别谨慎小心，心平气和，并且用语注意分寸，防止刺激那种“火爆性子”；二是态度诚恳，平易近人，坦率自然，使王佐把革命队伍的人看成是自己人。由于抓住了王佐的心理和性格特征，谈话效果很好，取得了他的信任，使他很快参加了革命队伍。毛泽东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后来把它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在“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和环境”，这样才能取得好的谈话效果。这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做思想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后在农村调查中，在长征过程中，他都运用了这个方法。到了延安时期，在整风运动中，他又总结了新的经验，认为帮助同志克服缺点和错误，不仅要注意他们的个性心理特点，而且要注意他们的出身、经历和文化程度，同时还要掌握他们的错误大小和觉悟程度，以便“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践证明，掌握这个方法，对于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人们克服缺点错误，是非常有效的。
关于抓先进与抓后进相结合的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又一传统经验和方法。我们党把这种方法也简称为“抓两头带中间”的工作方法。所谓抓两头带中间，就是指既要抓先进分子一头，又要抓后进分子一头，只有把这两头的工作抓好了，中间层就会很快地带动起来。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而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53]可见，抓两头带中间之关键是抓先进分子这一头。因为先进分子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对广大群众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所以建国以后，毛泽东无论是指导工业还是指导农业，都要给人们树立一个或几个先进集体和个人，起到典型引路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把广大群众带动起来，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学习，推动整个党的工作。在抓先进分子的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抓好后进分子的工作，特别是提倡要做好后进分子的转化工作，以便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所谓后进，是相对于先进和中间而言的。这部分人同其他群众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在思想政治上，表现为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把个人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要求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只贪图个人享乐；在工作上和遵守纪律方面，不按质按量完成本职工作任务，不遵守规章制度，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少数人还沾染了一些坏习气，甚至违法乱纪，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后进分子，主要是指思想上、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后进分子，而不是指违法犯罪的敌对分子。他认为，只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都做耐心的思想转化工作，不能因为他们后进而嫌弃他们、鄙视他们、抛弃他们。毛泽东认为，先进、中间和后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他说：“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54]这就告诉我们，对于先进分子和后进分子，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有形而上学的态度。实践证明，不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者和政工干部，是做不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