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其世界观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其实质是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正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过程中确立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由于党建立以后，立即投入了迅速高涨的实际革命运动，来不及从容地做理论准备，因此中国革命理论准备和理论建设，就必须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从研究中国革命的条件、特点和规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求得发展。毛泽东代表了这一正确方向，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中产生，又用来指导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由自发斗争时期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9]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10]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的品格，是非常错误的。

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他明确指出：“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11]他批评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采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12]

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了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途径。首先，他指出“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那种“只能记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或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的做法，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13]其次，强调克服主观主义，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4]再次，他指出要“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5]

继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之后，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坚定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的地位，把这当作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又从不囿于书本上已有的结论，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实事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6]这段话对于我们全党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