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遗留下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可以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而要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尽快拨乱反正，使党恢复元气，重新团结统一起来。但这项工作在“文革”结束后，头两年进展缓慢，尤其是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严重的阻挠。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次全会后，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对于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形成团结统一的全新局面意义深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在闭幕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不仅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于实现历史性转变，带领全党团结一致全面开创新局面，也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在讲话中，在谈到“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时，提出了在当时极为及时而重要的思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为了调动全党的积极性，是为了尽快促进全党在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团结统一，并以此引导全党向前看，去开拓党的事业的新局面，而决不是也不能是去纠缠历史旧账，沉溺于自己的恩恩怨怨之中。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无私胸襟、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处理党内复杂问题的领导艺术，避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错误做法。邓小平说：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4]
综观邓小平光辉的一生，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上，他的思想是一致的，不管在党内斗争中出现多么复杂的情况，他都始终顾大局、讲原则、反宗派、求团结。他这样在全党中倡导，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的典范。顺境如此，逆境也如此；革命时期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即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是反复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文革”后复出不久，他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并且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同志，而不要记仇，不要沉湎于历史上的恩恩怨怨，要大家向前看，以大局为重。邓小平说道：“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为了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大局观念。”[5]
后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又说道：“要增强团结，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这正是为了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这样才能真正团结绝大多数。跟林彪一伙犯了错误，检查得好，真正改了，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坚持不改，又跟‘四人帮’干坏事的，当然要从严处理。不这样做，就分不清是非，就搞不好团结，就无法实现整顿的任务。”[6]这些讲话都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对促进全党尽快结束“文革”消极影响，团结一致开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起了很大作用。
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强劲推动下，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迈开了步伐。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党内也发生了一些值得警觉的现象。一方面，一些同志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表示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思想解放”的含义，企图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党内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时，思想也发生了混乱和动摇，他们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性。这种情况如不加以改变，必将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局。对此，邓小平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7]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8]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把全党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实现全党在新形势下的团结统一，党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历时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几易其稿，终于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的保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使极端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充分表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胜利完成。
这样，经过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拨乱反正，经过恢复党的三大作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决议》的通过和在全党的传达与学习，大大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及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终于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出现了毛泽东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随着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和成熟，全党终于实现了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这是建国后空前的全党团结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