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论党的制度建设的途径和原则

第一，制度建设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健全领导体制的立法建制。过去我们的法制很不完备，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成法，把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做“违法”，因而犯了许多错误。鉴于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32]因此，要集中力量制定法。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法律制度，实现了由“人治”向“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转变。

第二，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有领导、有步骤、扎扎实实、稳步地进行，决不能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33]据此，邓小平主持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向全国人大建议，把宪法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予以取消。他要求制度建设要防止短期行为，必须做长期努力，要知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4]

第三，在制度建设问题上要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我国是一个具有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人治”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少有民主法制传统，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制度建设必须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对此，毛泽东曾说过，像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观点，表明他承认这些国家在具体制度上有某些值得借鉴的东西。刘少奇也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刘少奇举出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完八年总统后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又去当大学校长等例子，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3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更是多次明确强调学习、借鉴国外某些制度的必要性。他指出，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36]在谈到选拔干部、选拔人才问题时他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37]这些观点和论述都充分肯定和强调了通过吸收、借鉴外国的经验来加强我们党的制度建设这一原则。当然借鉴仅仅是借鉴，决不能照搬。中国的制度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样才能使建立起来的制度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深叶茂。

第四，执行制度要严格，力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和制度的威严从来不是自发性的，而是在严格执行的过程中形成的。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言代法，因情废法的陋习，邓小平强调：“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38]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

第五，为搞好制度建设，必须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固然重要和必要，但绝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首先，制度是人制定的，一个不愿意为人民服务、党性不强的人，是很难制定出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制度的。因此，“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39]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好的制度才有可能被制定出来。其次，再好的制度也必须由人去贯彻执行。执行者没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再高明的制度，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必须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促进制度建设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成为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指导思想。只要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切实加以贯彻执行，把党的工作纳入正规化、程序化、法规化的轨道，党就会更好地发挥执政和领导水平，从而真正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