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善于团结干部

团结干部，充分发挥各类干部的积极性，这是毛泽东干部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他的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一道工作。他提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些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对这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这是团结干部应采取的积极的态度。

第二，要团结干部，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关系。在干部团结问题上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外来干部轻视本地干部，认为本地干部是“土包子”，有些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邻为壑”，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等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毛泽东指出各类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外来干部在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比本地干部要差一些；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在军队和地方干部之间，必须反对本位主义的倾向。老干部要关心新干部，热情欢迎新干部，新干部的缺点在于缺乏经验，但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为此，毛泽东要求各类干部必须取长补短，彼此尊重，互相学习，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根据当时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还指出，就一般情形来说，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身上；如果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军队干部身上；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么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在正确处理各类干部的相互关系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有来自各个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干部。有来自一、二、四等方面军的干部，也有来自白区的地下党的干部。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叛徒张国焘，就排斥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不因为有些人来自白区，就歧视他们，而是对所有的干部都能做到“一视同仁”。

第三，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这是毛泽东团结干部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我们党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他指出，今后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采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样就不但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第四，团结干部，还意味着不但要团结党的干部，还要团结党外的干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1938年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就指出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优秀人才，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共产党的干部要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从而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指出，我们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以便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长期以来采取各种形式同非党干部交换意见，共商国家的大政方针。1941年后，由于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同时，国民党又实行严密封锁，使我党抗日根据地缩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认为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是克服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良药。同年12月初，毛泽东就让中央发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团结协作、共商大计的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形式。它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重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