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9]“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30]既然教育人、培养人如此重要，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

1978年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当有人对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产生怀疑，对新的历史时期的培养目标感到迷茫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

就教育目标来看，青年一代应当具有怎样的形象？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和教育青年一代？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32]

同时，邓小平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急需人才的时代要求，提出“在青少年中以至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33]的教育目标。张海迪、张华、老山英雄等80年代先进青年顽强进取、克服困难、奋发成才的事迹正好体现了这种精神。

之后，邓小平又在1985年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和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提醒我们注意一定要把我国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他特别强调“四有”中，“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4]这是邓小平把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具体化，“四有”目标的提出，使思想政治工作目标更加贴近时代要求和社会实际，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和指导意义。

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培养人才的标准，概括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可以说，这是培养人才的一般目标、一般标准，当然这些标准不是一个僵死的、抽象的模式，而是包含着丰富内容和千差万别的特殊性的。从青年一代来看，由于他们在年龄、文化、兴趣爱好、个人经历、家庭条件、社会环境、价值取向、学校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使他们成长道路错综复杂，所以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表现为各种形式，进而要求我们在教育方法上也应灵活多样，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在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般标准的同时，又提出了个性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和个人努力的必要性。“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进，但毕竟还要看各个人自己是否努力。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这种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因此，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一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3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对待培养目标上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思想僵化和“左”的空谈，全面、扎实、灵活、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989年10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题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把多年不怎么提了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培养目标的口号，再次响亮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的面前，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今后，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重申的教育目标，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的下一代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四有”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