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在论述了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也就如何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作了一系列论述，并提出了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第一，实行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制度上解决干部“退”的正常化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鉴于历史的经验以及干部队伍老化和青黄不接的现象，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交替和合作的方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干部队伍一方面是年龄严重老化，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挨整，重新出来工作不久，但又年事已高，不能适应担负繁重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严重缺乏年轻干部，也缺乏选拔年轻干部的机制。既要实行干部年轻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57]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过渡性的措施，创造性地提出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保持了党和国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其一，建立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的机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范围内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58]因此，邓小平指出，要通过建立新老干部合作交替制度来主动地选好接班人，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实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既有利于具有丰富经验和崇高威望的老干部继续发挥作用，又有利于年轻的干部锻炼成长。合作与交替，合作是前提和基础，交替是合作的结果和目的。只讲合作，不讲交替，干部队伍就会老化；只讲交替，不讲合作，老干部的作用不能继续发挥，新干部的成长也将受到影响。只有既合作又交替，在合作中进行交替，在交替中进行合作，这样才能保证新老干部交接班的顺利进行。

其二，建立顾问制度。就是在党的中央和省一级的组织中设立顾问委员会。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创举。邓小平指出，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他还说：“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59]1982年党的十二大建立顾问委员会以来，通过这种过渡性组织形式，大批老干部从中央和省级领导岗位上比较顺当、稳妥地退下来，直接推进了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为退休制的建立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这个任务一旦完成，根据邓小平的设想，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顾问委员会。

其三，建立退休制度。邓小平认为，“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他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邓小平还提出，退休制度，应该有个年龄规定，因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60岁退休。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65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60]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大批老干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干部退休制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指出，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邓小平自己也曾多次要求辞去中央领导职务。1979年，他说：“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61]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他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党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他坚持不再过问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早日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再次给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事实说明，邓小平以实际行动带头破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无私忘我的高尚品格，为我们党和国家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和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第二，建立健全干部的选拔晋升制度，从制度上解决干部“进”的民主化问题。邓小平强调：在处理干部的进和退的问题上，“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他说：“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62]为了从制度上保证选贤任能，把好干部队伍的入口关，邓小平提出要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委任制为主要形式的干部任用制度，实行以充分反映民意和体现群众监督为内容的聘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干部任用制度。他提出要逐步实现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化，要逐步由下而上地使干部工作减少“神秘化”色彩，走出“封闭式”的圈子。他还提出，要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队伍，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他在外出视察工作中，非常重视发现和推荐在实践中经过锻炼，表现突出的中青年干部。他指出，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来的干部，一些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负责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创造有利于“惟才是举”、“任人惟贤”、平等竞争、择优使用的条件，破除不求进取、不务实绩等各种陈规陋习，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各展所长。如果我们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人才提拔起来，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第三，要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解决干部队伍管理的法制化问题。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种企业事业单位中长期以来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各个机关乃至每个干部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致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所应处理的问题，整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的状况。他说：这实际上是“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63]因此，他强调要严格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建立干部工作岗位责任制，使工作有秩序，有效率。他认为，这样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委，互相妨碍。针对干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是非功过不分，赏罚不明”的现象，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考核制度。他还说，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对于干部考核的结果一定要和对干部的奖惩升降结合起来，要体现出举优黜劣，赏罚分明，能上能下，公平竞争的原则。为了克服干部“单位所有”、“部门所有”、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积压和浪费人才的现象，邓小平还提出要健全干部交流制度。他说，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适当调动一下，换一下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视野会受到限制，容易形成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容易助长不正之风，造成思想僵化。因此，要实行干部交流制度。此外，邓小平还提出，要健全干部培训制度，逐步做到干部培训正规化、制度化；健全干部监督制度，以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工作。

邓小平还提出，干部管理工作不能仅停留在一般的制度建设，还要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通过制定《行政诉讼法》、《国家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形成配套的、完整的法律体系，使干部的录用、考核、升降、任免、培训、调动、奖惩、待遇和监督等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我国当时干部工作立法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只有这样，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才有可能避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

上述邓小平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论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64]为现代化建设造就一支宏大的坚强的干部队伍。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独具特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而且也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