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

对于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则，邓小平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发展，而且是重大的突破性发展。

第一，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并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表述。

邓小平同志首次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毛泽东同志那里，虽然一再地反复地强调实事求是，深刻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意义，但是总的说，他是把实事求是列为思想作风范畴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思想作风问题来看待的。而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把它列为世界观的范畴，把它当作世界观的问题来看待。应当说，这是理论上的一个质的飞跃。正是鉴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明确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相并立，并且列居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前，成为党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路线。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深入全面地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邓小平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11]1980年，他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如下表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四句话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而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简称。这是到目前为止，内容最完备、形态最规范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界定和表述。很明显，这一表述所包含的思想容量，比当年毛泽东同志为实事求是所下的定义，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是大得多，丰富得多了。尤其是明确地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列为实事求是的内容和要求之一，更是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含义和意义。也就是说，坚持实事求是，不仅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且要用实践的结果来判别一切是非真伪，这样，既抓住了出发点，又找到了归宿，把两者完整地结合起来和统一起来，从而丰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

第二，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表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就包含了解放思想的内容和要求。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马列主义的“本本”或共产国际的条文出发，要求我们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是当马列主义字句的奴隶和照搬外国经验的思想懒汉，这就是要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基本任务和基本标志，就是毛泽东当年所指出的“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引出中国人自己的理论性的结论，“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形成“中国革命的逻辑”，以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的向导。这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就是冲破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条主义的禁锢，确立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继续倡导解放思想，并论述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同一，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都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二者不是“两张皮”，也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不能把解放思想仅仅理解为敢闯、敢冒，而把实事求是归结为稳妥、保守。正确的关系应当是：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体现，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论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把党的思想路线明确表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出解放思想的内容，大力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制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新时期重新确立和彻底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强调解放思想先行。这是因为：第一，我们要克服的主要的思想障碍，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民主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其重要特点是王明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即对外国的东西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的教条主义，其重要特点则是对毛泽东的指示、决策的“两个凡是”，是对中国人的东西的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式的教条主义。克服民主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需要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而要克服社会主义时期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式的教条主义，更需要强调解放思想，突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先行。第二，我们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改革开放的大业，是按照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试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以征引，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独立探索，创造经验，创造理论，这就需要强调解放思想，突出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先行。因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3]

第三，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服务。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一切认识过程所必须遵循的正确认识路线，邓小平之所以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是为了使我们党能够制定和贯彻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制定和贯彻对于党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他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4]

他还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看作是确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前提和关键，看作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这是对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所作的最新、最高、最令人振聋发聩的概括。

邓小平为什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为什么他大力倡导、多次呼吁要解放思想？这些都是他为纠正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政治路线，制定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作准备的。由于邓小平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毅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我们党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据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5]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制定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前提条件的。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16]制定党的政治路线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同样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20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表明，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反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攻破难关，开拓新局面。

第四，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要有组织路线作保证。

邓小平深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仅要解决认识路线的问题，还要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为此，他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7]

早在1978年，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时，他就认识到，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因此，他提出：“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18]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我们的干部队伍执行党的思想路线的状况多次进行具体分析，他指出，解放思想就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成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反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还有人在。因此，他强调指出：“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19]他要求把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中青年干部选拔上来，他说：“选拔干部，选拔人才，只要选得好，选得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20]

20年来的实践表明，邓小平关于思想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思想至关重要。正是由于选拔和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中级干部队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大力倡导和贯彻执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五，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阐述社会主义时期坚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的统一。

社会主义时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突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同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的关系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同发展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环境的问题，一句话，认识论同民主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都曾经提出过坚持实事求是同发展党内民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就民主和认识论的关系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指出：集中，就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正确地总结经验，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实现正确的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则是发展政治民主，活跃民主生活；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的集中就难免是主观主义的；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可惜，毛泽东的这一重要的正确的思想后来并没有得到贯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当然也谈不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充分发扬民主、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他从发展民主同坚持实事求是的统一上，从认识论同政治民主的统一上，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的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状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人们一发表不同意见，“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在这种环境下，“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21]邓小平由此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22]“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3]这是社会主义时期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必须高度重视、真正加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特别是邓小平1978年—1980年间的重要讲话，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坚持实事求是同发展政治民主之间的互为条件、互为保证的关系：

一方面，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和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政府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重要的前提条件。民主的认识论意义在于：（1）只有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领导机关、领导者接触群众、接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广开言路，倾听不同的意见，从而实现正确的集中，而不至于高高在上，堵塞言路，搞官僚主义，搞主观主义；（2）只有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享有真实广泛的民主权利，敢于实事求是，发表意见，敢于对领导机关和领导者进行批评监督而不至于受到压制、打击、报复，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使党的思想路线的贯彻具有真正的群众基础；（3）只有发展广泛的人民民主，严格实行民主的集中制，按民主原则和民主程序办事，才能保证我们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总之，发展民主、实行民主的集中制的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民主是正确总结经验，形成正确认识，发现、发展、坚持真理的社会机制，在于民主是我们及时发现、抵制、纠正错误的社会机制，可以使我们发现和纠正错误不必经历过长的时间和付出过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24]

另一方面，彻底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巩固和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重要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作为上层建筑，它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和要求，它需要人们按照经济基础的状况和要求去建立、去实行。因此，人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是否合乎实际，直接影响着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进程。比如，过去，我们否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起了非商品经济的过分集中的、僵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势必削弱以至窒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阻碍民主化的进程。邓小平领导我党否定了这种“传统的”指导思想，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实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建设的进程。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的”指导思想，曾经极大地削弱、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邓小平领导我党否定了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建设的进程。彻底地实事求是，才会真正推进民主的进程。今后，要发展人民民主，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仍然必须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先导，真正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实际出发。

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同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这些一针见血的新结论，是对思想路线的特殊的贡献，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这一思想遗产，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既是发展人民民主的迫切要求，也是坚持思想路线的迫切要求。

第六，首次提出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与开展两条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联系起来。

大家知道，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强调实事求是主要是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邓小平同志则根据新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说，坚持实事求是，不仅要反对教条主义的“左”的倾向，而且也要反对修正主义的右的倾向，同时开展既反“左”又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邓小平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左”和右两种倾向的实质内容及其危害性，分析了教条主义同“左”、右两种倾向的关系问题，引出了新结论。关于“左”的倾向，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的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1957年至1978年，我们吃亏都在‘左’。”这就指出了建国以来“左”的错误主要表现在1957年至1978年的20年，“左”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四急”，把商品经济看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对内外的封闭性等），以及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封闭僵化的旧体制（“左”的指导思想的产物）。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思想上、实践上对“左”的东西的否定。因此，否定改革开放，总想回到旧观念旧体制的轨道上去，这也是“左”，这也是思想僵化的表现。关于右的倾向，邓小平指出：“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25]邓小平还指出，在“左”、右两种倾向中，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的是“左”的倾向，因此，“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的是防止‘左’”。我们既要反对以“左”的面目出现的老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以右的面目出现的洋教条主义，要把反对教条主义同反对“左”、右倾向的斗争结合起来，从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统一上有效地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坚定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更高更深的角度，全面、系统、准确地阐发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原则，从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理论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个精髓和灵魂作了充分的发挥和重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新的完整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理论。回顾历史，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果断地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纠正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左”的错误，从思想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实现了全面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历史性任务；正确地评价了建国以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特别是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妥善地解决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再认识，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的理论观点，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使我们党大大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系统理论，制定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我们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上摆脱了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一直起支配作用的传统社会主义观的困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确定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系统理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生产力标准予以深化和发展，提出了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为判断我们所走道路究竟姓“资”还是姓“社”、为评价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是非得失，制定了科学的客观标准，进一步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从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视了统一祖国的途径，尤其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有力地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进程，等等。

总之，邓小平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理论上的新飞跃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是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最强大思想武器，具有无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