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对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这一套制度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对我们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存在的各种弊端。

一是严重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同我们的干部制度有关。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51]第二，它同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乏对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有关，以至造成事无大小、互相推委、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现象。第三，它同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有关。干部干好干坏一个样，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52]他还提出，我们党和国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家长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除了受旧的历史上的影响之外，其原因还在于存在着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使个人使够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搞特权、搞特殊化。邓小平认为，这些固然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有关，但更多的是同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备有关。只有注意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家长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也是这样，它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有一定关系，但也同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没有妥善地解决退休制度有关，同没有健全的选拔干部的制度有关。因而使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官不能民。因此，邓小平提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53]只有这样，才能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才能保持干部队伍的生机与活力。

二是管理权限过分集中。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和国家的干部工作的大政方针必须由党统一掌握。但过去形成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也不利于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选拔任用人才的需要。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现行的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在干部管理上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这种过分集中的干部管理体制，不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因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54]

三是干部管理对象笼统庞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在我国，无论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还是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也无论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是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都统统称为“国家干部”。干部队伍不仅包括各个各业，而且还包括各行各业中的各类人员。在干部管理方式上，忽视了各类工作人员工作的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的不同，基本上是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办法来管理各类人员。这种管理办法，只能造成“大锅饭”，使干部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利于对干部进行科学管理，不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四是管理制度不健全，用人缺乏法制，使选人用人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难以根除。长期以来，我们在选拔和使用干部工作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人治现象，制度不健全，因而主观随意性比较突出。历史经验说明，以人治事治不好事，以人治人治不服人，只有以法治事才能治好事，以法治人才能治服人。因为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靠个人的能力和主观意志来识别和选拔干部，免不了失误。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免不了看错人，用错人，“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55]这种教训，促使邓小平提出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使党和国家的干部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治的轨道。

总之，“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