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反复申说这一主张

全国解放后，我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而且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这种形势下，党和政府还要不要接受监督？对此，邓小平在1950年6月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就作出明确回答：“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9]此后，他又多次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十分坚决地指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10]邓小平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总是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强调党和政府“接受监督”，对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完全必要。这种重要性和必要性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决定，“如果我们不受监督”，“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向全党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了半年，他便不无忧虑地提出告诫：“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1]之所以如此，邓小平着重指出两个原因：一是“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二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12]历史表明：邓小平的告诫不幸而言中。十年浩劫给党造成重大损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惨痛的事实从反面说明，邓小平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发出警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3]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些告诫。

第二，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监督，是“端正党风”、从而“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早在1961年，邓小平在总结“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时，就指出了群众监督与端正风气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14]“文革”之后，他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又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5]他还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16]那么，如何端正党风、从而“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呢？邓小平特别强调两方面：“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和“接受群众监督”。他说：“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17]

第三，有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这样，“情形”便会“总是好一些”。还在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18]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谦虚谨慎、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呢？邓小平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19]因为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就会使被监督对象“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由“怕”而谨慎，这样，情形便会“总是好一些”。当然，“怕”不等于“谨小慎微”。固然，“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但“胆子太大了也不好”，而“谨慎总是好一些”。

第四，有来自各个方面的监督，我们就能经常听到各种意见，从而耳聪目明，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古训对执了政的共产党来说同样适用。1957年4月，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20]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邓小平继而指出，要有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因为“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21]因为“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22]因为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23]还因为“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24]

第五，各级领导干部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是克服官僚主义、杜绝家长制作风，从而防止蜕化变质、实现民主管理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不仅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而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由此而来，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家长制作风在某些人身上便会应然而生。这种作风的危害性极大，因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25]其结果必然导致权力的失控和滥用，使党和国家、人民蒙受巨大损失。邓小平在痛斥“家长制作风”的同时，还对不少地方和单位所出现的“家长式的人物”提出十分严肃的批评：“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6]他们“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27]为什么会出现“家长制作风”和“家长式的人物”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某些领导人不愿接受监督以及各方面的监督不力是最主要的原因。邓小平尖锐指出，有的领导同志把监督视为“紧箍咒”，他们“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28]“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29]鉴于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30]如此振聋发聩的论断，在已故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中实属罕见，广大人民群众多么希望邓小平的这一告诫能在所有领导者中警钟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