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这一主张

1941年，他在论述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时指出：“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3]“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4]“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5]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不仅使用“监督”这一概念，而且还经常使用“民主政治”这一概念。其实，民主政治离不开监督，它是一个包含监督且含义更广的概念。他还指出：“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6]对于当时在党内初露端倪的“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邓小平严肃指出必须“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民主”，极力提倡“群众的监督”和“党委的严格监督”，既“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讲，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7]又使“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8]从这一系列论断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把“民主”与“监督”看成是团结人民、壮大自己、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