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的东西根深蒂固，主要防止“左”

反倾向，如同所有的工作，既应当是全面的，又必须是有重点的。没有重点，平均使用力量不行；搞错了重点，更不行。邓小平同志在全面提出反“左”反右的同时，针对我们党的实际情况，反复强调：“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主要错误是‘左’”，“主要是反‘左’”，“着重反对‘左’”。[44]1992年春天在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又一次重申：“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主要是防止‘左’”。[45]可见，在中国，反倾向要着重反“左”，也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为什么应当重点防“左”呢？这是因为：

第一，从历史上看，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要是“左”的错误。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长达8年的时间连续发生3次“左”倾错误，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我们用了大约10年时间才把它彻底纠正过来。建国以后，从1957年起，到1978年，长达20年的时间，主要的错误仍然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正是这些“左”的错误使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所作的两个历史决议，主要都是纠正“左”的。几十年“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一些人那里已经成为习惯势力，轻车熟路，改变过来不容易，非持之以恒、下大力气不能解决问题。

第二，从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看，妨碍我们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的，仍然主要是“左”的思想和“左”的框框。新时期之“新”，就在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就是要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应的传统观念，主要是过去那种僵化的“左”的体制和观念。因此，为了推进改革，主要应当反对和防止“左”。邓小平同志说：“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46]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受到“左”的思想纠缠，你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他就说你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你发展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根源；你发展一定数量的“三资”企业，他就说“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你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你削弱党的领导；一个东西刚刚提出来，还没试验，他就先问你姓“社”还是姓“资”。总之，一直搞到什么也干不成，“率由旧章”，他就舒服了。实在是顾虑重重，步履艰难。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不断突破各种“左”的思想和“左”的框框。否则，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等，都只能是一些空话。

第三，“左”带有革命色彩，比右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不仅容易泛滥，而且难以纠正。搞“左”的一套的人，都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而且自称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谁不听他们的那一套，就给你扣上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判你个离经叛道，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而一些缺乏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也容易被他们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欺骗，误以为真理在他们手中，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们走。这样，彻底暴露“左”的实质，肃清“左”的影响，就不能不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真正弄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

第四，“左”的思想所以容易发生，还因为在中国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封建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源远流长。封建传统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就是教条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的话就是真理，“金口玉言，说啥算啥”，圣人的话就是真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动辄“孔子曰”。小生产者由于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这种“惟上、惟书”的思维方式，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是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是反对老教条，延安整风是反对新教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反对新形势下的新教条。教条主义屡反屡出，至今未能绝迹，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那么，教条主义为什么和“左”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也和我们的国情有关。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首先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成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那种很高程度的社会主义，而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条化，便必然导致急于求成、超越阶段的“左”倾错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