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及时指出了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又对全党的党风状况作出了科学的估量

如何正确判断我们党的党风状况，这是决定党在新形势下采取什么政策和策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依据。首先，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党在各个时期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并带头与之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75年，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提出党要“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42]要求“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43]鲜明地提出“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44]他在批评党内某些同志不执行党的方针的现象之后，尖锐地指出：“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45]1980年，邓小平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列举了诸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24种，指出：“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46]1982年，邓小平针对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提出必须坚决地、雷厉风行地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1983年至1987年，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47]1989年，邓小平又强调“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保持稳定”。要求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同时，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防止和平演变”。[48]1989年至1992年，邓小平一再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要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49]以上表明，邓小平总是根据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腐败问题，适时地为全党明确了反腐败应当解决的重点问题。

其次，邓小平针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抓住党和政府中存在某些腐败现象，对我们的党和政府进行种种攻击和诋毁，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的险恶用心，带头予以批驳，对全党的党风状况，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1980年12月，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50]他在与外国朋友的谈话中，多次指出：我们这个党是好党，是个有希望的党，是个有战斗力的党。我们党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针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旗号搞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问题，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揭露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51]从而坚定、有力地捍卫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的这一系列论述，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原则立场、鲜明的是非观念以及“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远大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