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了完整的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个概括，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心任务以及为了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和中心任务所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基本方针、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面加以把握，不能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不能孤立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但是，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作为系统的党的基本路线，其中所包括的各个要素在系统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建设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个东西一动摇，整个基本路线就动摇了。邓小平说：“核心是经济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要“一心一意搞建设”。[18]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确立，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深刻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的。首先，它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规定的。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往往只讲它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特征，而忽视了它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之所以必取代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最终也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其次，它是由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主要矛盾决定主要任务。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那么，在我们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这个任务就显得更加急迫。邓小平同志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0]第三，它是以科学地分析当前国际形势为依据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不行。过去我们不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失误。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2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变了这个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22]“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3]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关键又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可以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否则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不能顺利进行，甚至会有丢失政权的危险。但是，我们必须明确，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抓阶级斗争是为了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决不能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必须把阶级斗争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上。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比较容易清醒地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能够做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而在阶级斗争出现某种激化的情况下，人们容易变得不那么清醒，容易夸大阶级斗争，容易对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发生动摇。党的十四大报告说：“在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我们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24]这句包含丰富历史内容的话，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大家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就已经提出来了。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八大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同许多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也多次讲到斯大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原因是他的认识落后于苏联变化的实际，没有看到苏联的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社会已由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已经到了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了。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他“七点意见”的发言，第七点就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再次肯定：“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一直到1957年3月19日，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还说：“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可是不久，就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上述正确认识被否定了。在1957年10月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批评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25]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进一步断言：“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斗争。”何以会发生这样根本的变化呢？无非是因为当时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阶级斗争激化的事件。一是国内在1957年上半年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事件；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右倾思潮抬头，发生了波匈等国的动乱事件。对于这些事件，我们缺乏精神准备和处理的经验，表现得不那么清醒和冷静，在思想方法上犯了绝对化的毛病，把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夸大为全局范围的尖锐化，把一定时间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夸大为长期的尖锐化，以至错误地作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以后，党内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批评“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我们又没有清醒地对待这次党内的意见分歧，把彭德怀等一批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加以批判。毛泽东同志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处理，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来。后来，这种“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这些惨痛的教训，使我们党进一步成熟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着重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同时也正确地处理了阶级斗争问题，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特别是发生1989年春天那一场政治风波以后，我们党果断地加以处理，平息了这场风波，排除了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干扰和冲击。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26]“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27]对国际上某些事件的处理，我们也非常清醒。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邓小平同志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28]总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去论战，不搞大批判，不因为这些事件而改变我们的基本路线。回过头来看，十多年来，国际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风浪，国内也不是风平浪静，但是，邓小平同志以他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冷静而又正确地处理国际国内的问题，保证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这不等于说，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深刻理解并跟上了小平的这个思想。在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苏联东欧剧变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人头脑变得不那么清醒了。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地位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动摇，把反和平演变放在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上，甚至认为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中心，并且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按照这些人的观点，我们又只能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批评了这些错误意见，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这条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番话，对那些搞“左”的一套、拿大帽子吓唬人的政治家、理论家确实是一副清醒剂。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讲了关键的话，为我们又一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对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天下的事情纷繁复杂，又常常风云变幻，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预料到，今后还可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原则仍然是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按照实际情况，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内发生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要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一条应当成为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