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

在中国，主要是防止“左”，但也不可忽视警惕右。实践证明，在纠“左”的过程中，一些人往往以解放思想、反“左”为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几度泛滥，直至酿成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这个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告诫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这种右倾思潮和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在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要自觉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保证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同志在坚持主要反“左”的过程中，经常提醒我们要警惕右。1983年10月12日，他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当时思想战线上一些人搞精神污染变得很突出的情况，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47]这里讲“着重解决”右，有两个限制：一是“当前”，一是“思想战线”，而不是“长期”和“所有战线”（尤其不是经济战线）。即使在当时思想战线着重反右的时候，他仍然强调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即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48]1987年4月30日，他在讲“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的同时，又指出：“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49]所有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同志在反倾向的时候，是全面的、科学的，既坚持全局工作长期反“左”这个重点，又很重视对右的警惕，当某个领域、在某一段时间内右的倾向变得突出的情况下，还要集中力量抓反对右的倾向。

正如我们在反“左”的时候不能忽视右的干扰一样，在反右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左”的干扰。历史经验多次表明，在外部环境严峻的情况下，在反右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左”的错误。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左”、右倾的教训时指出：“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有同类性质的教训。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而导致“左”的错误；1989年“六·四”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在一些同志那里“左”的思想又有所抬头，这些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注意的。

一代伟人邓小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和理论是永垂不朽的。“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50]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以强有力的气势和鲜明的语言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51]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我们一定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进行下去，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开拓创新，战胜一切困难，经受住各种风险，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