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鉴于干部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党必须大力选拔和培养干部。那么应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坚持什么样的路线去选拔任用干部呢？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确立了一条选拔任用干部的正确标准和路线，这就是“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惟贤”的干部路线。

选拔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是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当时他用的是“才德兼备”。这以后，他曾多次阐述“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并借鉴中国古代政治家“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提出了共产党干部的“德”和“才”的具体内容。1937年5月，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党的最好的干部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即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5]毛泽东也就是将这种性格和作风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和条件的。他还要求党的干部“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6]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任务，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德才兼备”思想，提出了干部要“又红又专”的思想。所谓“又红又专”，即政治与业务兼优。这是毛泽东1957年10月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提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将“又红又专”列为一条，进一步阐明了红与专、政治与业务，也就是德和才的关系。1964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

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的；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五条，是鉴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侧重政治方面的要求。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同志只讲德，不讲才。从他的一贯思想来看，是十分重视干部应当德才兼备的。

总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干革命，搞建设，不仅要求干部有“德”，要“红”，而且要有“才”，要“专”。专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毛泽东还形象地把“专”比喻成像医生看病一样，指出有的医生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打静脉，有的就不行，只能打皮下。有的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这不行，必须钻进去，成为内行。我们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在实践中，毛泽东为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宏大干部队伍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步集合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者群体。到党的八大，中央书记处已成为集中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一批具有政治远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集团，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治党、治军、治国的宏大干部队伍。

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任人惟贤”，这是毛泽东干部路线的核心内容。他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惟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惟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惟贤’的路线。”[7]这里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任人惟贤”的干部路线，并对“贤”的具体内涵作了详细的解释。坚持“任人惟贤”，就要反对“任人惟亲”。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批评张国焘的“任人惟亲”的路线。他说，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是实行“任人惟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和小团体，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这样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的问题上坚持正派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和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任人惟贤”的一条根本标准就是视某人是否“德才兼备”，而决不能视关系亲疏、感情好恶取人，正如斯大林曾经批评过的那样：“有些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8]

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执政者走入“人亡政息”周期率的第一步都是从干部问题上的“任人惟亲”开始的。毛泽东吸取了历史教训，始终坚持“任人惟贤”的路线。这里不妨举几个实例。新中国诞生之时，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因此，写信让毛泽东推荐求职的亲朋好友很多。1949年，毛泽东刚进北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希望能在北京安排工作的来信。同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回信杨开智，希望他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其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什么工作就应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同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的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9]1950年，湖南省委根据杨开智的专业特长，安排他在省农业厅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得讯后又捎信热情鼓励他努力工作。对其他要求进京求职的亲友，毛泽东都立足劝阻，本着德才兼备的原则，建议地方适当安排。毛泽东告诉秘书：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他嘱咐秘书田家英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的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他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他给安排什么工作的，一律谢绝，他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毛泽东的这“四不”的基本精神，就是反对“任人惟亲”。由于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亲友要求进京谋职的风气遂被遏止。另外，因工作需要举荐人员时，毛泽东充分尊重用人单位意见，带头遵守人事制度，没有特殊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新设单位很多，需要吸收各方面的人才。新开馆的北京文史馆馆员缺额，毛泽东推荐了几个人，但是因文史馆馆员任职资格的要求十分严格，结果没有被录取，对此，毛泽东没有提出异议。毛泽东就是这样坚决反对“任人惟亲”，从不凭借个人职权任用私人，为全党做出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