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重要主张是社会主义监督理论的基石

“监督”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有字眼，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监督形式，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监督理论。那么，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不需要建立监督机制？如果需要，社会主义监督与封建主义监督、资本主义监督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何奠定社会主义监督学说的理论基石？邓小平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解决了这一系列重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监督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客观存在，是不依一定生产关系为转移的，因为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需要监督来“协调个人的活动”。[84]在总结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时，他们曾明确表示，人民群众掌握监督权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之一，那些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勤务员”应该“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一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工人阶级自己的“公仆”也有官僚化为“主人”的危险趋势，来预言监督在未来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必然性。由于社会主义在当时还未成为现实，他们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监督从根本原则到具体制度作出详尽的论述。列宁亲手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使列宁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85]必须通过监督“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调整好”。[86]列宁很重视并大力提倡工人监督、人民监督和党内监督，但他来不及系统总结社会主义的监督理论便过早地逝世了。继任者斯大林领导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在战火中捍卫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后来“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其严重程度诚如邓小平转引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87]在斯大林担任主要领导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特别是在他的晚期，广泛的民主监督不再提倡了，以他为代表的最高权力不再那么受监督、受制约了，这就给苏联留下了极大的隐患。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曾多次提出必须实行民主监督。还在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历史上的大难题：如何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及“人亡政息”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中跳出来，并摆脱其影响？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8]全国解放后，他也曾提出诸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主张，但是，“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89]他后来特别是在晚期经常过分地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而不大提或很少提“民主监督”了，这就使得“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90]“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91]不是毛泽东没有民主监督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同样“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92]

邓小平从我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从长期领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从其“三下三上”的特殊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民主监督”都是头等重要的，不可只强调前者而偏废后者，而应该相提并论。正是在他的大力倡导和直接干预下，我国现阶段已建立了党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督、政协及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团体及人民群众的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法律监督、审计监督等一整套监督体系和制度。全国人民十分欣喜地看到：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规划蓝图、领导实施，而且建立了一整套预防、保护机制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现在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便是：健全和完善这些机制和措施。

一般说来，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都不会反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不是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都赞成、重视、提倡并自觉接受监督。在过去一个历史阶段里，在革命队伍内部，在人民大众中间，曾流行这样的错误观念：既然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因此，对党实行监督是多余的，对政府实行监督是不妥当的，对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监督是不必要的，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实行监督更是不应该的。在不少人心目中，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似乎已足以取消民主监督。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领导者甚至反对、抵制监督。邓小平力排众议，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大谈监督。他既讲“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应“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93]“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94]“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95]又讲党和政府、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从而在我们国家形成“人人既是监督主体，人人又是监督客体”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包括阶级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革命论、民族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何使党和国家永远不改变颜色，是这一学说的重大课题。过去，我们曾经离开民主监督去大谈特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险些让钻进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得逞，真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讲党的领导不讲民主监督，其结果不但不能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且还有可能使党和国家走上危险的道路；而既讲党的领导又讲民主监督，就能真正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党壮大，使国富强。这个历史的辩证法，被邓小平第一次彻底揭示出来了。他以其正确的理论和领导实践，解答了革命导师以前没有真正解决好的上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重大课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做出重大贡献。“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96]包括民主监督在内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7]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还须指出：邓小平在提倡民主监督时，总是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不给那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留下任何借口。要知道，那些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不但不反对“民主监督”，而且往往很热衷于侈谈“民主监督”，但他们呼喊“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淡化党的领导，最终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邓小平的正确论断，使人民擦亮眼睛洞穿他们的险恶用心。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提出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有监督有制约的主张，既批判了“左”倾思想，又批判了右倾思想，从而为社会主义监督指明了性质、方向和目的；邓小平在阐述这一主张时，从各个方面分析社会主义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指出了社会主义监督的任务、意义和作用。正是基于这两点，我们说，邓小平的这一主张是社会主义监督理论的基石。已故的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监督曾有许多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都未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监督理论，也未能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监督机制，这个任务历史地由邓小平承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