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一元化”领导制度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因为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一是可以使全党步调一致，有利于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二是有利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全党按照中央统一的部署行动，防止和克服偏离党的路线的“左”的或右的倾向；三是有利于党的决策迅速传达到各级组织，而各级组织又可将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中央，使中央能够根据情况及时作出政策性调整。所以，坚持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一贯原则。
但是，党内也存在着一些妨碍集中统一领导的现象，如遇到重大问题不向中央请示报告，擅自决定重大政策等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为了克服这些消极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在1942年9月1日通过了毛泽东、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又在1948年1月7日发出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这些文件对纠正党内不利于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现象，巩固和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所倡导的请示报告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而《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中提出的一元化领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党政领导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指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17]一元化领导表现为各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委的性质不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一元化领导的含义包括横的和纵的两个方面。就横的方面来说，党的领导机构对同级的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有领导责任。纵的方面表现为上下级关系上，必须严格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上级党组织的决议，下级党、政、军、民必须执行。而上级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决定，不仅下级政府等组织要执行，下级党委也须无条件执行。总之，党委是各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掌握全面工作。
但是，一元化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可以包办一切。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包办代替，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对于参议会与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而党团只能以说服和政治工作来实行领导。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也须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毛泽东认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和民众团体的工作，党政不分、党民不分的现象必须纠正，而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的现象也必须纠正，这就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党与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一元化领导制度，还必须有思想基础和纪律保证。在思想上，要在党员干部中肃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遗毒，使全体党员认识到一元化领导及根据地革命秩序和法令的重要性；还要加强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使党员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和决定；要教育党员干部识大体、顾全局，不限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在纪律上，他强调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在决定有全国普遍性的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不允许党的负责干部不经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各根据地的领导不经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广播及文章。那些违背党的纪律的现象，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这样，毛泽东就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组织纪律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
毛泽东提出的一元化领导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广大党员干部明确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对党政军民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并进一步增强了纪律观念，从而直接促进了党的自身建设，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领导打下了基础。一元化领导的实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统一了全党的行动，推动了各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乃至全国革命的胜利，都与这种集中统一的领导分不开。
但是，一元化领导这一概念的产生毕竟有特殊的历史环境。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实行国共合作，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政府在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没有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政权。因此，强调党领导其他一切组织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元化领导的核心内容，即党领导一切，对其他组织实行大政方针的领导仍是适用的。但由于后来对党领导一切的理解越来越片面，在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逐步发展到党政不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建立起了一元化的党政领导体制，把一元化的领导发展到极端的地步，使党的领导不能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致使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成为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当然，一元化领导就其本质内容而言是正确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效果也是好的，但在评价它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时，不能不注意到它后来的发展，否则就无法理解现在为什么要对党政领导制度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