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改造理论学习的方法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42]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有关理论学习的方法和制度的论述，是他的党的理论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问题。早在1930年5月，他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如果“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43]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明确指出：党的理论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44]他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定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他认为，只有这种态度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上这些思想，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又反复讲过。可以说，延安整风最主要的就是纠正那些不正确、不正派的学风即主观主义的学风。这里讲的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在毛泽东看来，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
这个思想对于毛泽东来讲是一贯的。建国前夕，他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特别分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45]他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这个观点他在50年代又多次讲过。1960年12月，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的批示》原稿时特别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46]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学习理论就会走弯路，甚至会走斜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是主要学习对于实际问题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关键在领会其精神实质；二是要联系实际（包括古今中外的实际）去学习理论，并且应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三是要在各方面做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只有做到了以上三点，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是要落实在行动上的，要下大气力的。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却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第二，应该坚持分层次要求的办法。党的理论建设当然是全党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理论学习和研究的要求上，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标准。毛泽东历来主张分层次去要求。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这实际上对“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和“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有了不同层次的要求。而且，他还强调：“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47]这又是一个层次。对于理论学习的要求，我们党的传统作风是对党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分别提出要求，从领导责任的角度讲，越是高层的领导者，理论学习的要求就应该越高一些。
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理论学习的更高要求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然，就是对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也要求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并讲究由少到多，循序渐进。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提议先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布）党史》。他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多得很，可以先读得少一点。”还说到前四本书薄薄的，读起来不会花很多时间。[48]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倡读十二本马列主义的著作。1963年5月，他又提出党的高级干部要选读三十本马列主义著作的意见。他坚持认为，马列的书很多，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但是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是必要的。他指出：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办法引起高中级干部读书的兴趣。即使晚年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毛泽东仍然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但是我们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应该从他晚年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教条化甚至误解中吸取教训，而不应该全盘否定提倡读书，重视理论学习的经验。
第三，强调重视理论队伍的建设。在理论建设的问题上，毛泽东还十分重视理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因为这是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1939年6月，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曾要求各级机关、学校、部队都要设干部教育的领导机关与人员。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他提出：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理论研究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49]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在理论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建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毛泽东对这方面工作更加重视。他1955年3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形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50]这个思想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过。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51]同年7月他又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队伍。
为了开展理论研究，毛泽东主张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大家去说。1956年2月，他在一封信里提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即使是在这方面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禁止，都是完全错误的。”[52]他坚信这一点：“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53]历史经验证明，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利于加强党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正确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