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学内容
我认为我们今天大学的教学内容，应该紧扣学校的性质。我们学校的定位是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所以教学也应该紧扣这三点。尤其是研究型，很值得我们重视。我们要区别于一般教学型的院校，我们上课不但要讲一些基本知识，还要带有研究的性质。如何达到这样的要求呢？我的体会是：
首先，对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内容认真地完成，尤其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要讲透，不能撇开大纲，自己另搞一套，但是也不能面面俱到。关键是对大纲要吃透，要精心研究，看看大纲的重点在哪里，它所强调的主要内容是哪些，在吃透大纲的基础上选用教材。我选用教材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首先要新，不能陈旧；但也要注意选那些实实在在，不弄虚作假，不故弄玄虚的教材。现在故弄玄虚，搞花架子的书很多，简单问题复杂化，通俗问题玄妙化，没有多少学问。有些书是名人牵头，实际上底下执笔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所以选用教材，既要选有新意的，又要选实实在在的，确实能给学生以教益的书。备课时也要紧紧围绕大纲，尽量把所涉及这门学科的问题都纳入你的讲义中，要竭泽而渔，把所有能找到的资料都找来看一看，把各家的说法都了解一下。这样一来，讲义中的东西可能会很多，准备的资料会很丰富，但不一定都讲。根据我的体会，也可以根据学术研究的进展不断地补充讲义，讲稿可在无形之中成为记录你个人学术见解、学术研究心得的东西。总之，教材应当相对稳定，而讲义则要年年出新。
其次，教学内容应当尽量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并逐步引导学生进入学术前沿。我可以结合我所教的这门课谈点体会。中国古代文学这门学科，研究了几千年了，应该说内容比较稳定，但学术进展也还是很快的。这个学术进展包括考古发现，包括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国际上新的学术动态，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当纳入我们的教学中来。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比如，近年来有一个大项目，叫作“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很有意义。过去世界史对四大古文明的排列，第一是尼罗河文明，距今六千余年；第二是两河流域文明，距今五千余年；第三是印度河文明，距今四千年；第四才是黄河流域文明，距今三千余年，其根据主要是甲骨文。中国过去的历史纪年，最早也只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但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但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而且还要对“五帝”时期进行断代，我国的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黄帝，即距今五千余年。这样一来，“四大文明”的次序便要重新排列了。现在我们国家既然已经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它也应该反映到我们的教学中来。过去我们讲古代文学、古代文化，对夏这个朝代是不讲的，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夏是不存在的。但今天证明夏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其国都就在今天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那么我们讲文学，讲文化，讲不讲夏呢？要不要找一些夏代文学、夏代文化的资料？我发现夏代的文化比我们估计的要高。何为“夏”？夏者，厦也，高楼大厦的厦。所谓夏人，即居住高房大屋之人，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最为先进之人。在其他民族还住地窝子的时代，他们已经居住高房大屋了，所以就称这部分人为夏人。这是建筑方面。在历法方面，夏人有《夏小正》，我们今天过春节的这个月，即建寅之月，就是夏人把它定为岁首的。再如气候方面的物候学，也是夏人首先使用的。当时没有温度计，气候变化如何标明？夏人便用动植物的生长特点作为标志。夏代还有音乐，叫“雅乐”；夏代的语言，叫“雅言”，“雅言”就是当时的普通话。不过那时的普通话不是以今天的北京话为标准，而是以河南话为标准，夏代的普通话是河南话。夏代也有文学，在《尚书》和《吕氏春秋》里分别有诗歌一首。我在教上古文学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介绍给学生，纳入教学之中。
第二个例子是西部文学研究，这几年很热。那么，西部文学的源头到底在哪里？过去我将它推到《诗经》当中的《秦风》，《尚书》中的《秦誓》。这些年根据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和我自己的考证，西部文学的源头最早应该追溯到昆仑文化。关于昆仑有两个概念，一个叫作“神话昆仑”，这个昆仑的地域就是今天的青海高原一带。先秦的许多神话，包括西王母神话，都发生在这一区域。古人认为，哪里是黄河源头，哪里就是昆仑。汉武帝时要考察黄河源头，派人勘察，结果勘察到今天的于阗南山，他们是把塔里木河当作黄河的上游了。这个就叫作“河源昆仑”，也就是今天地图上所标出的昆仑山。其实先秦人所说的昆仑山，就是酒泉南山，即祁连山。这一地区古代有大量的神话，到战国以后，神话逐渐东移，移到海边，即蓬莱三岛，便成为仙话，神又变成仙了。这才是西部文学真正的源头。
再举个楚辞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以来，楚辞成为一门很热的学科。过去有人认为屈原的作品是浪漫主义，不可信，但是自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现了曾侯乙墓之后，挖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特别是音乐方面的，简直成了地下乐器库，最著名的便是编钟。大家跟《楚辞》对照，原来屈原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有现实性的，而不是夸张浪漫。所以近年来学术界认为楚文化可与西方的古希腊文化相媲美，是东西方文化的两个高峰。前些年还有一种见解，说楚文化是亚洲地中海文化的代表。何为亚洲地中海？就是中国的内海，即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这是环太平洋地区人类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所以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即楚文化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一个典范。我们过去讲环太平洋经济圈，实际上也有一个环太平洋文化圈，在文化上，环太平洋地区有很多相同的东西。这些文字资料在别的地区已很难找到了，只有中国先秦的《楚辞》，是原原本本的。所以有人称《楚辞》为环太平洋文化的活化石。事实上环太平洋文化的确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太阳崇拜，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几乎都有。《离骚》中有太阳崇拜意识，沿海有些地名，如山东的日照也寓有这样的意思，甚至日本的天照大神也与太阳崇拜有关。此外，与太阳崇拜相关的还有神树崇拜。神树即扶桑，古人传说太阳从扶桑树上升起，墨西哥、北美地区都有神树崇拜。在人体美方面，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则有“雕题凿齿”的风俗，就是涂黑前额，青年男女把一颗门齿凿掉，当时认为这是最美的。中国山东半岛的大汶口文化，墓葬里边挖出来的青年男女，几乎都把一颗门齿凿掉，无一例外。中国是这样，太平洋中的有些岛国也都是这样。这是《楚辞》研究的最新动态，我也尽量介绍给同学们。
三是在教学内容中尽量做到文、史、哲融通。我所从事的主要是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而这一段，原本就是文、史、哲不分的。所以光懂文学是教不了先秦文学的。比如说《庄子》，本是一本哲学书，但有很鲜明的文学色彩。《诗经》更是一部百科全书，里面文也有，史也有，自然科学也有。近二十年来，我在提倡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通常我们所说的古代文学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载体。过去我们光研究它的写作特点、人物形象、段落大意，这是瞎子摸象，只摸到了一点点，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我们遗弃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对它进行综合研究。这样做也是符合我们综合性大学的要求的。
除了体现综合性大学的特点外，我对古代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主要还是基于学术本身发展的规律。学术的发展，都是由综合到分析，最后再到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中国文化的综合最早是在《周易》，《周易》不但综合了社会科学，也综合了自然科学。《周易》把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若干不同质、不同态的事物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它们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后来开始了各门学科的分类研究。分析，当然可以研究得比较精细，但也有局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上又兴起了一种新的学科，叫作“天、地、生”综合研究，把宇宙、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纳入一个视野里面，进行综合性研究。我们的学术研究要同国际接轨，也应当进行综合的、更高层次的研究。我们在讲课中体现这一点，便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研究能力。
在学科的融通方面，这些年，我曾尝试运用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对古典文学进行研究，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比如，我曾运用思维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先秦时代去古未远，先秦文学典籍中的思维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始思维的痕迹，我们从思维科学的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学，便会有新的发现。例如，原始思维的第一个特点是具象性，这在《诗经》里便有体现。《诗经》里讲到猪，一岁的猪叫豵，三岁的猪叫豜，野猪叫作豨，一般的小猪叫豚，普通的猪叫豕，光一个猪就有七八种名称。古人看见猪，认为一个那么小，一个那么大，怎么能都叫猪呢？就分别起上几个名字，这就是思维的具象性。时代越发展，人们的抽象能力越强。今天英语中，男人是man，女人是woman，但中文都是“人”，在这一点上来说，中文的抽象思维比英语要强。再如形容红，今天一个“红”字就解决问题了，但在古汉语当中，标准的红叫朱，比朱更深一点叫绛，浅一点叫绯。一个马，也是十几种称谓。这就是原始思维的特点。古人的抽象能力不强，便造成了我们学古汉语的困难，读古文需要掌握若干的词语。再如，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很多注本都说“三者，多也”。“三”为什么是多？这也同原始思维有关。人类初期的思维方式同小孩子的思维方式有相似之处，诸位可以做实验。你给小孩子糖吃，一个、两个、三个，他都能分得清，但给他四个、五个，他还是说三个；而且小孩子的发音器官不够健全，就如同人类初期的发音器官一样。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口齿伶俐。我曾经记录过我儿子小时候的发音，发现很多音发的都是古汉语。如“冲”这个音不好发，小孩子的发音简单，tōng一下子就出来了，你们查一查古汉语字典，“冲”的古音就读为“通”。《诗经·七月》的“凿冰冲冲”，便是例证。
原始思维的第二个特点是跨越性，这也与原始思维不够缜密有关。现代人推论往往先由甲推到乙，再由乙推到丙，三段论式。原始思维的推论不是三段论，它缺少中间环节，即从甲直接到丙。这便形成了古代诗歌中的“兴”。于是我们在读古诗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不加论证，后面就直接来了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什么“关关雎鸠”变成了“窈窕淑女”？缺少中间环节的论证。今天的一些民歌也是如此，“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接下去就是“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红艳艳”和“打江山”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呀？没有论证。歌剧《江姐》中的唱词中有一句叫“栀子开花像灯笼，你们发财我们穷”，“栀子开花像灯笼”跟“你们发财我们穷”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呀？也不晓得。研究者们都说这是“兴”的手法，其实说到底，所谓“兴”，就是原始思维在民歌中所留下的痕迹。
原始思维的第三个特点是神秘性。因为那时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还不够深透，所以思维中常常带有些神秘的色彩。而这种神秘性的来源，在很多情况下与潜意识的大量介入是分不开的。人的思维是从无意识，到潜意识，到意识，到思想，最后到理论。对潜意识，我们今天的人不讲出来，但原始时代的人毫无顾忌。《周易》《诗经》里，都有潜意识存在。如《周易·未济》说“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讲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事情可能不成功。今天的人也有潜意识，比如出门前鞋带断了，心里就疑惑，今天出去会不会有什么事呀？但他不说。又比如大年夜里打碎一只盘子，心里就想，明年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呀？他也不说，只是心里想想罢了。这就叫潜意识。而古代文学中的潜意识又往往会形成一些朦胧诗，如《诗经》中的《蒹葭》便是典型的朦胧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意境清远，语意朦胧，比今天的一些所谓朦胧诗强多了。可见思维科学是可以帮助古典文学研究的。
再如，了解古人的审美观念，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诗经》《楚辞》里面写到的美女，都是高个子，很壮健，所以叫“硕人”或“姱女”，她们在今天算不上美，但那时的人们就认为是美。男子也一样，古代美男子叫夸父，“夸”的本义是迈步大，“父”（即甫）是男子美称，所以后来就用“夸父”形容大个美男子了。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原始社会中，人类首先要生存，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连生存都谈不到，还谈什么美呀？直到后来，农村人和城市人对美女的标准，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农村人认为膀大腰圆、能干活就是美；城里人则认为弱不禁风就是美，但乡下人娶媳妇绝对不要这样的。我们还可以从古代的仕女图中看出，中国的那些大美人都是弱骨丰肌、体态丰盈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一位。直到南宋以后，对人体美的标准才开始转向小巧玲珑型，即所谓“人比黄花瘦”。所以我讲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常常结合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念来进行分析。
再举一些用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文学的例子。一般都说文史不分家，实际上文学和地理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初看起来两者似乎不搭界，但从地理学的角度切入往往可以解决很多文学上的难题。《论语》上讲孔子领着他的学生郊游，即所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沂就是沂河，暮春就是夏历的三月。要是现在的三月去沂河沐浴，那还不把人冻坏了？但孔子那时候就可以，为什么呢？竺可桢先生有一篇大文章，叫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竺先生运用物候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气候，他得出的结论是春秋时期黄河流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这样，《论语》所讲的“浴乎沂”的问题便很好理解了。我还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过《孔雀东南飞》，该诗开头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但孔雀为何东南飞呢？历来众说纷纭。我通过对焦、刘两家居住地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一种极有趣的启示：兰芝从婆家回娘家，其方向正是由西北往东南。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比喻意义了。再联系到诗篇结尾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其意蕴就更清楚：这一对为封建势力强行拆散的恩爱夫妻，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对方呀！
再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家都很熟悉的，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从中学开始老师就讲，这两首诗是反剥削、反压迫的。但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诗反抗性是如此之强？这从地理上来讲便很好理解。魏在山西，是个穷地方，越是穷地方，反剥削、反压迫的力度越大。后来为什么先在穷地方闹革命？也是这个道理。还有郑、卫之风，为什么其中的恋爱诗特别多？因为郑国在今天河南的新郑，卫国在今天河南的淇县一带，在那个时候要算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了，交通也方便，所以社会风气便十分开化。朱熹说卫风还是男悦女，到了郑风，就是女悦男了，可见其风气开化的程度。所以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对有些文学现象便很好理解，对有些文学难题也可迎刃而解。再如，从中国历史上看，北方多出政治家、军事家，南方多出思想家、文学家；而在文学风格上，北方又多现实主义，南方多浪漫主义。这个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因为北方的气候地理条件都不如南方，人们谋生较难，所以就要用计谋，计谋不行还要动拳头，所以法家多出于三晋，猛将多出于秦陇。南方呢，气候温暖，土沃物丰，水光潋滟，人们求生至易，所以就有闲情逸致去搞文学创作，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说，热带民族，人们吃饱了，懒洋洋地躺在棕榈树下，便可以白日做梦。
概言之，教学内容上的文史哲融通，可以拓宽学生的思路，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对于老师来说，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老师首先具有综合性的素质。在这方面，老一代的学者已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从学术史上看，但凡创立学派的，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学者，都不是单打一的，都是综合性的。苏步青是搞数学的，但他的文学修养很高。王国维是搞文学、哲学、考古学、文字学的，是一个划时代的学者，但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第一个通读《资本论》的人便是他。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是王国维的研究生，姜先生就曾亲眼看到王国维桌上摊着德文版的《资本论》，里面用好几种颜色打着记号。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宣统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一个典型的遗老，在读《资本论》。但王国维先生治学方法的先进性实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