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教学内容特点，打通学科界限

先秦两汉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哲学的源头。《诗经》《楚辞》对后代文学的风格、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先秦诸子思想尤其是儒、道两家在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这种影响时至今日不但丝毫未减，反而有进一步向域外扩散的趋势，20世纪以来各国孔子学院的成立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性。历史方面，《史记》《汉书》对中国史书的写作体例、写作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两部著作的史学价值得到了古今学者的一致肯定。先秦两汉文学所涵盖的作品有些本身就是历史著作，如《尚书》《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有些则是哲学著作，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

文学、历史、哲学有各自不同的关注对象与关注内容，因此文学课与历史课、哲学课的授课内容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鉴于先秦两汉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的特点，在教学中还需要打通文史哲，在讲授文学作品时适当补充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及有关的历史情况、哲学思想等，将会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如讲解庄子的《逍遥游》就需要对庄子的齐物论、无为思想做一讲解，这样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逍遥游》中“有待”到“无待”的逻辑关系，进而理解庄子所向往的至人、真人、圣人的境界。而在讲解《左传》中《晋楚城濮之战》一篇时，则须对当时晋、楚两国的争霸情况，当时形势、各诸侯国的倾向等做全盘交代，这样在讲解本节时对于选篇开头宋求救于晋，晋利用外交手段分化瓦解楚国阵营、扩大自己的联盟队伍一段，学生就不会觉得突兀而理不清头绪。而在讲解《史记》时，相关的历史知识更是必不可少。如项羽是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相争时的关键人物，在讲解《项羽本纪》时就需要对有关秦末农民起义的背景、项羽刘邦双方力量的对比变化等情况，向学生做一交代，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理解《项羽本纪》时，对项羽的性格、功过有一个比较公正、全面的认识。

先秦两汉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本身就是应用性文体，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这一现象不独先秦两汉，在后世亦然，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自祭文》、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皆为后世传诵的名篇。前人曾高度赞扬这些篇目：“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2]散文史上唐宋八大家也都是以应用文著称的。在应用文的写作中能够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情文并茂，这样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古代有很好的传统，有大量的作品可资学习借鉴。翻开《文选》《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等著作，其中的散文绝大多数都是应用性文体。假如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散文（即美文）概念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散文，那么这些散文都将被排除出文学的范畴，中国古代散文的数量也会大大减少。但是，谁又能否认《孟子》《庄子》《谏逐客书》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不是优美的散文呢？先秦两汉时的文人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概念，当时的文学可以说是大文学或泛文学。作家们在创作时也没有进行文学创作的意识，试想：李斯在给秦王政上书《谏逐客书》时恐怕更多考虑的是他如何能够说服秦王，收回逐客令，而不是想怎么去创作一篇流传千古的优秀散文。

既然在当时并没有文学、历史、哲学这些明确的学科分类，这些作品本身又是或历史或哲学或应用性著作，而我们现在学习时却从不同的学科入手，人为地把作品中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剥离开，这不是违背作者愿意吗？退一步说，如果剥离了其中的历史、哲学内容，这些作品能成为流传千古的佳作吗？历史、哲学的思想内容与文学的美的形式本来就是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的，人为地将它们割裂开来，岂不是违背作品本身的特点？因此，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中，要遵循教学内容特点，打通文史哲，打破学科界限，从作品整体去学习认识作品，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

先秦两汉文学是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开始部分，这一阶段的教学对学生整个古代文学的学习关系重大，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以后几个学期的学习打好基础。由于这一阶段尚没有明确的学科划分，文史哲不分，诗乐舞一体，因此教师在深入探讨相关文学史、文学理论、古代汉语知识的同时，还须要学习历史、哲学、音乐、舞蹈（尤其是人类早期阶段的音乐舞蹈）等学科知识，此外，礼制、职官、民俗、宗教、天文、历法、地理、美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也需要了解。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培养广泛的兴趣，吸取不同学科的知识，为教学做好扎实的准备工作，这样在教学中才能做到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