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所谓经学，主要指经典文献及解释经典的传疏之学，不但记载讲述天人关系、伦理纲常和典章制度，而且构成了古代社会的不断修订、完善的百科全书。既具备元典的丰富思想，也呈现出随时代不断丰富、完善、演进的开放性；既是历史文化精神、华夏民族智慧的最好传承，也颇能够吸纳新的时代精神，守正而出新［12］。

经学具有如此巨大的思想、文化价值，因而体道成圣、行志济世乃其必然之选择。刘勰撰著《文心雕龙》始终以这一思想文化的价值为指导，因而其文学本原即在此。汤用彤说：

万物万形皆有本源（本体），而本源不可言，文乃此本源之表现，而文且各有所偏。文人如何用语言表现其本源？陆机《文赋》谓当“伫中区以玄览”。盖文非易事，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笼天地（形外）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当能“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盖文并为虚无、寂寞（宇宙本体）之表现，而人善为文（善用此媒介），则方可成就笼天地之至文。至文不以限于“有”（万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方可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之最上乘，乃“虚无之有”“寂寞之声”，非能此则无以为至文。［7］164-165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实以“得意忘言”为基础。言、象为意之代表，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言、象为意；然言、象虽非意之本身，而尽意莫若言、象，故言、象不可废；而“得意”（宇宙之本体，造化之自然）须忘言忘象，以求“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故忘象而得意也。［7］169

可以说，刘勰体道行志，乃“得意忘言”之“意”，而所谓“言”乃如何实现“意”之方法、途径。刘勰建构了“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剖情析采”的文术论、披文入情的鉴赏批评论，作为实现其文学本原的体系。易言之，刘勰将文学视为实践其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重视文学体道行志的本原，因而于《文心雕龙》一书始终贯穿这一思想。

《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各篇，以“宗经”为主导思想来阐述问题，实乃贯彻体道行志、探求文源的思想。每论一种体裁，刘勰总是从唐虞夏商周的圣贤之文说起，或援引圣经贤传之语，作为开头，然后再论及其文体流变。这种“原始以表末”，旨在彰显文学本原之形上理念，并非仅仅为文而文也。诗赋为纯文学的代表，《文心雕龙·明诗》彰显“诗言志，歌永言”，“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1］27，为阐释诗歌的理论基础，“舒文载实”乃诗之本质，即“辞达”与“顺美匡恶”，也是诗骚传统，所谓“神理共契，政序相参”［1］30——神明之理与政教秩序，正是体道行志、探求文学本原之所在。《诠赋》则贯彻“宗经”的原则，以为赋乃《诗》之六义之一，又能“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乃诗之流变，秉承诗骚精神，“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1］35，与探求文学本原之《宗经》《辨骚》相关联。大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铺排国家兴盛，小赋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彰显抒情言志之意脉，皆重视其“风轨”“劝戒”的作用［1］（36），回归经书规定的方向，而矫正“楚艳汉侈”之流弊，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不但如此，刘勰所论的杂文学之文体，也始终贯彻了体道行志、探求文学本原的思想。如《颂赞》篇，认同《毛诗序》之“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3］63，有曰“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1］38，“褒德显容”乃其本义，就是说颂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神圣、庄重；而赞乃颂之变体，“事生奖叹”，而“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1］39。《祝盟》篇纪昀以为：“此篇独崇实而不论文，是其识高于文士处。非不论文，论文之本也。”［1］41诚为确论。祝乃向神灵祈祷，其要在虔诚；盟为签约誓辞，祈求神灵作证，其要在诚信。故而刘勰说：“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1］41“盟者，明也……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1］42因此，祝盟的写作，其要则在于“修辞立诚，在于无愧”［1］42，“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1］43。铭箴两种文体，有警戒之义。《礼记·祭统》论铭曰：“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14］1590萧统《昭明文选·序》有曰：“箴兴于补阙。”注曰：“箴所以攻疾防患，亦犹针石之针以疗疾也。”［5］古人敬畏天命，戒慎修德，颇重铭箴。铭有令德、计功、称伐之效用。箴乃针砭过失，以示警诫，“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铭箴之要义，乃在于严格其进德修业的品德要求，时时而有戒慎戒惧之心，“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1］46，不忽略这一根本性的要求，才能写好铭箴之文。刘勰以为，要从文体的本来意图、实际需要及内容为根本，才能把握文体之纲要，事实上始终贯彻其体道行志、探求文原的思想。

有韵之文如此，而无韵之笔，刘勰依然强调把握文体的根本性内涵，且时时与原道、征圣、宗经的根本思想相联系，体道行志，发挥文学所应有的实际效用。《论说》篇指出，论乃是立足于经典和圣人之教诲：“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1］66也就是说，论是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的，而这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就是经，所谓“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1］67。而老庄思想兴起，造成与经典争衡的现象，所谓“聃周道路，与尼父争途矣”。不过，刘勰也说“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指出诸子思想与五经“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诸子》）［1］65，有其相通处，并不否定诸子思想，因而肯定相应的论体文章，并指陈其缺失。论在于“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1］68，因而贵在道理精通，文辞恰切，做到思想与文辞密切结合，组织严密而没有疵病，道理正当而不能扭曲，关乎天道人事又能打动人心，即所谓“词深人天，致远方寸。阴阳莫忒，鬼神靡遁”［1］70。诏策，乃君主对臣子的下行公文，与天道人事之关系更为密切，“本经典以立名目”，其意义乃决定人性之根本，使国家行政得以贯彻，发挥巨大的作用，“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诏策》）［1］71。封禅乃是以其成功而告于神明，封禅为大典礼，封禅文为大著作，因而封禅实乃与天道人事密切相关，“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1］76，贯彻天道之理，实现治理国家之功效，而且“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封禅文乃一代典章制度，“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前代的经典、天道圣训乃其思想与文辞的渊薮，“封勒帝绩，对越天休”［1］77，记载帝王的功绩，报答并颂扬上天美好的天命。显然，封禅非常重视贯彻天道，力行人事，是体道行志思想的体现。

封禅为旷世大典，世不常有，而章表书奏等上行公文，乃日常政治生活所必需，为人们所熟稔，所习用。如何以章表书奏的文体形式，实现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思想，是刘勰关注的重点，所谓“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实乃“经国之枢机”。因此，“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章表》）［1］79，追求文采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发挥章表之实际效用。由于臣下议政的需要，又有奏启等文体之勃兴，“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奏启》）［1］82，就是说章表奏启事关朝政、典章制度以及具体的某一事务，充溢着公忠体国之情感和详明政事之智慧。章表奏启，态度要“明允笃诚”，说理要“辨析疏通”，实现其成就事务和明辨道理之目的，所谓“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1］83。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关键，在于总括儒法两家之长，“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1］84。这样的原则，显然就是将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思想贯穿于章表奏启之中，通过文章而发挥其应有的实践天道、处理人事实际事务的作用。因此，刘勰说“表奏确切，号为谠言。谠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谠言也”［1］84，实现了“献政陈宜，事必胜任”（《奏启》）之目的［1］85。

刘勰不但在论文叙笔的文体论，贯彻其体道行志、经世济民的思想，而且在侧重写作能力、技巧阐释的剖情析采之文术论中，也一以贯之。如，风骨乃指作品的内容情志与感染力。风与情有关，骨与辞相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强调守气，“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1］100。气，蕴蓄于胸中，发之于外而刚健有力，显然与孟子“养气”说一脉相承。而养气说就包括了体道行志、经世济民的内涵，因而刘勰以为，如欲获致风骨，则须把握经典子史的要义，“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1］101。情采，乃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刘勰以为“圣贤书辞，总称文章”，内容与形式兼备，肯定“文质附乎性情”，而批评“华实过乎淫侈”，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109。刘勰特别强调，文学在于“综述性灵，敷写器象”［1］108，有形文、声文、情文之美，指出“《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1］109，“况乎文章，述志为本”［1］110，显然，将体道行志的文之本原，视为情的主要内涵了。通变问题，即继承与创新。所谓通，比较偏重思想内容方面的继承，即所谓“序志述时”；而变则指形式技巧上的发展，即“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通变》）［1］103。“序志述时”，显然是对文学本原的强调。论比兴，刘勰把政教、善恶与之联系，“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因而称扬屈原虽遭谗罹忧仍怀忠烈之情志，“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其感人也深；汉赋夸毗，铺张扬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1］121，多为文而造情，肯定那些“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的作品，能够“织综比义，以敷其华”，而有那种“惊听回视，资此效绩”的艺术魅力（《比兴》）［1］122。可见，刘勰更看重文学的美刺讽喻的社会功用，而这由其体道行志、经世济民的文学本原思想所决定。

刘勰以发展的眼光考察文学，认识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145，然而《诗》《骚》精神仍要一以贯之，所谓“笼罩《雅》《颂》”［1］145，“祖述楚辞”（《时序》）［1］146，“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才略》）［1］152。而这正是“文之枢纽”所彰显的体道行志思想。

综而论之，刘勰志在经世，以撰述子书的严谨态度而著《文心雕龙》，以期比经而行。因此，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遂使刘勰力探文学本原，并将其贯彻于全书始终。“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事类》）［1］127“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总术》）［1］142职是之故，刘勰力探文学本原，阐述“文之枢纽”的深刻内涵，贯注其体道行志、经世济民的抱负，于“论文叙笔”的文体论和“剖情析采”的文术论之纵横交融中，纲举而目张，挈领而衣顺，将形下的表现方式与形上的高远追求圆融结合，共同体会，也共同体现，形成了体道层次的艺术精神境界，建构了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体系。刘勰在文学场域，实践其体道成圣、行志济世的理想，并赋予文学这样的高贵品性，期望能够发挥有益于社会民生的积极作用。事实上，这正是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品性和基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