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乐传齐的意义

上文已明《韶》乐由舜时夔作以来历夏、商而分别传至周、鲁、齐。可以大致得出其传承的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统治者间的传承。统治者文化特权内部，具体文化技能的承担者作为文化的“教者”，统治者贵胄子弟作为文化的“学者”，而这种具体的文化技能和知识又是由氏族或宗族所垄断的。^[34]统治者借助强大的政治权力使得这种模式稳定而持久，即使易代之际，它也会借助并附庸于政权的更替，由后代统治者直接继承前代，禹、夏承舜，商承夏，周承商即是。尤其在西周时期，“世官制度”的确立，更加稳固了这种传承。

第二种是统治者行使政治特权以封赐诸侯国。实为第一种模式的衍生，却使得文化出现了地域传承的特点，鲁受于周即是。这种模式只有在统治基础强大而稳固的前提下才可以显示其意义。

第三种模式为统治局面出现混乱时，具体文化技能和知识的传承人四散奔逃，使得贵族文化出现了错位传承，殷末乐师传齐即是。太师挚奔齐，本不该传齐的《韶》乐传于齐地。这是对统治者内部文化传承模式的局部突破，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贵族文化牢靠稳固的传承谱系出现裂缝和偏差，三代文化传承也第一次从古老的传承套路中开辟出一条新路。

殷末纣王无道，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的局面可以说具有后来“王官失位”“学术下移”的滥觞意味，即使西周初年的统治者制礼作乐，建立学宫制度，^[35]又一次取得并强化了贵族文化特权，裂缝得以修复，但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局面终于导致这种传承谱系的全面崩塌，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士阶层兴起，尤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他们积极主动而又广泛地学习昔日曾由王官贵族把持的文化知识，整理前代文化遗产，“子入于太庙，每事问”^[36]，“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37]，“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38]，适齐闻《韶》等。一方面，他们身通贵族“六艺”之学，活跃于当时政治舞台，志在匡正时弊；另一方面，他们兴起私学，客观上转变了自古以来由王官贵族垄断的学术传承特权。从这个意义上讲，《韶》乐传齐而孔子适齐闻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要之，以《韶》乐为代表的三代学术，其传承在春秋以前只是附庸于统治者的政权传递过程中。其间，统治者又赋予其现实的政治意图，即通过对贵族子弟精英化教育为其政治权柄的传递提供合理的解释，《韶》乐在周初依然是作为教育国子的素材。孔子之时，礼崩乐坏，这种王官之学的传承渐渐丧失其政治性，转而以一种单纯的文化传承性突现出来。换句话说，春秋以前，《韶》乐的传承之于三代学术传承的意义尚且依附于它的政治意义中，而春秋之始，它更多的则是依靠私学的兴起而从客观上逐渐回归到文化学术传播与保存本身，也可以说，私学的兴起开启了一种最有生命力的文化传承模式，即以广大的士阶层作为传承的主体，自此始，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才真正具有了“天下之公器”的意味。另外，从孔子闻《韶》后“尽美尽善”“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等的盛赞可以推测《韶》乐对于孔子形成其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孔门后人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乐教思想，最终形成了《礼记·乐记》中所见完备的儒家礼乐政治理论，得以开启中国洋洋千年的礼乐文明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