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文化贞节观的扬弃

《陌上桑》中罗敷的形象不仅是“桑间濮上”桑女的原型，她的另一原型则是西汉广为流传的“秋胡洁妇”：

鲁秋胡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秋胡子既纳之五日，去而宦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公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奉二亲，养夫子，已矣，吾不愿金。但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赍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使人唤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惭。妇曰：“……今也乃悦路傍妇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必不遂也。妾不忍见，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东走，投河而死。（《列女传》第5卷）

西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大盛，汉代文人儒者极为不满《诗经》桑林中充满诱惑、自由奔放、私自结合的男女爱情，斥为“淫风淫声”，在文人的刻意篡改、嫁接下，诸如“秋胡洁妇”之类道德意味浓厚的故事自然就出现了，目的就是设立男女大防，鼓吹、宣扬三从四德，要求女子维护贞操，严守儒家礼教，从此中国女性被套上了“贞女”“贤妇”一类的道德光环，实质上束缚了女性自由灵动的思想意识，在礼教的高压下，女子不再忠于爱情而沦为男子的附属品、礼教的牺牲品。

基于以上文化背景，很多学者认为《陌上桑》的主题其实是桑林主题的重构，由爱情主题演变为蕴含着儒家贞节观的道德主题。

而从上文对罗敷形象的分析来看，显然儒家的贞节道德观不仅没有办法完全涵盖罗敷的精神品质，就是其盛装打扮，抛头露面，坦然接受男子的观赏这一点也很难将罗敷奉为贤女节妇，何况在把“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教条奉为圭臬的时代，罗敷不惧太守，大胆自夸，自信自傲的个性又怎会出现在一个温婉谦卑的德妇身上呢？

儒家专门为女子设立所谓三从四德、七出之条，成千上万的女性受其压迫，找不到出路，礼教高压的结果便是女性郁积的情感在不可遏制中爆发，显示出森严的礼教无法扑灭人的性爱本能，反而激发出女性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意识，反映在文学中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以《白头吟》《孔雀东南飞》为代表，女性以悲剧收场，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另一种则以《陌上桑》为代表，女性在喜剧中赢得胜利。

汉代儒家思想的确对这些作品产生了影响，但更多的恐怕是反作用，女性在反抗高压礼教的过程中，不再单纯而感性，她们的女性意识迅速觉醒，思想开始成熟，对爱情进行深刻反思：“闻君有他意，拉杂摧烧之”，“闻君有两意，古来相决绝”，“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清醒地认识到爱情中男女是平等的，又是独立自主的，一旦遭遇爱情的背叛绝不留恋，要求始终保持爱情的坚贞如一，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对男子的要求。这显然不符合儒家贞节观的要求，而是女性意识觉醒，思想趋于理性后对爱情观的自觉改进以及对儒家贞节观的主动扬弃。

《陌上桑》最重要的价值莫过于塑造了罗敷这一完美女性。在道德家眼中，她是“贤女节妇”，在爱情至上主义者眼中，她是浪漫传奇的情人，但二者都无法全部展现罗敷形象的底蕴和价值，归根结底在于，忽略了女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觉醒进步。汉代社会儒学独尊，儒家道统给女性套上了一系列的精神枷锁，女性无论在社会、经济、家庭中都只能且必须依附男性而生存，其深重的社会、精神压迫必然导致女性思想、心理的反抗与成熟，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罗敷自信张扬的美貌，大方勇敢的性格，智慧清醒的思想，正是汉代女性意识觉醒在文学中的理想化反映，罗敷人格魅力、女性特征得到了完美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