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地位和形象
扬雄早年在《反离骚》一文中已将孔子和老子等人共同归入“圣哲”行列，后期在《法言》中却又将老子等人排除在圣人之外，可从“遁离者，是圣人乎？”（《法言·先知卷》）这句话得到证明，明确界定出逃避现实社会的人不能被称作圣人，从而更加坚定了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认定，并且由此确立了《法言》十三卷展开论证的基调以及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所参照的标杆。需要提及的是《法言》中有一段话很少引起后世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实这对于了解扬雄对孔子地位的评价与认识作用重大，如果抛开它去探讨扬雄《法言》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观念，就会陷入无稽空泛之谈，“仲尼，圣人也，或者劣诸子贡。子贡辞而精之，然后廓如也。于戏！观书者违子贡，虽多亦何以为？”（《法言·问明卷》）这段引文摘自汪荣宝撰写、陈仲夫点校的《法言义疏》一书，它已经成为目前解读、研究《法言》的权威著作之一。笔者认为陈仲夫把前几句话从中间断开有些突兀，值得斟酌，认为这样点校会更加切合文意和逻辑表达，“仲尼，圣人也。或者劣诸子贡，子贡辞而精之，然后廓如也。于戏！观书者违子贡，虽多亦何以为？”这段话包含有三层意思：
第一，“仲尼，圣人也。”扬雄旗帜鲜明地肯定指出孔子就是一位圣人，不容置疑和动摇。
第二，“或者劣诸子贡，子贡辞而精之，然后廓如也。”有人提出孔子赶不上子贡，子贡这位孔门弟子“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为此做了精辟回应，使错误的言论得以澄清。扬雄从反面论证孔子的圣人地位不可撼动，此处是针对《论语·子张篇》中记载的三件事，其一云：“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子贡用精妙的比喻否定了叔孙武叔这位鲁国大夫对自己的溢美之词，明确表态自己远远赶不上老师仲尼。其二云：“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子贡对叔孙武叔公然毁谤孔子的言行予以坚决批驳，将孔子比作神圣伟大的日月宗庙，别人是无法超越和替代的。南怀瑾就此得出结论：“如果正面地称赞孔子，从完全敬仰孔子的学问这一方面看，古今中外任何恭维孔子的文章，所说的话，都被子贡在这里统统讲完了。结论都在下面，别人无法再超过他的好，这也可以说是预言。”[19]其三云：“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此处的子禽究竟为何人？朱熹考证认为“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贡弟子。’未知孰是。”[20]子贡针对子禽质疑孔子的地位予以严厉告诫，指出君子言论必须谨慎，强调孔子的地位如同上天一样高不可攀，不可肆意贬低。
第三，“于戏！观书者违子贡，虽多亦何以为？”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汪荣宝进一步疏解指出：“学者不以子贡之言为圭臬，笃信孔子之圣超越百王，知所宗仰。则虽博极群书，亦所谓多多赘矣也。”[21]在中国传统儒学发展史上，子贡堪称第一位真正强有力地捍卫老师圣人地位、坚定不移地传播老师思想学说的嫡传弟子，他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批判别人对孔子地位的诋毁，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宣扬孔子就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能的圣人，“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篇》）这是《论语》中评价指出孔子就是圣人的唯一之处，尽管孔子在世时一再表态不愿承认自己就是圣人。可见，扬雄在《法言》中对孔子圣人地位的评价与认识直接上承子贡。
除此之外，扬雄对孔子圣人地位的捍卫也和子贡一样，通过答疑解问来化解时人的疑惑，从而强调孔子的圣人地位不能否定或质疑，“或曰：‘仲尼圣者与？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圣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圣何？’”（《法言·问神卷》）扬雄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孔子不如范雎和蔡泽二人的疑问，指出圣人不可能像范雎和蔡泽一样，孔子作为真正的圣人肯定要高出这些凡俗之辈，将《论语·子张篇》中的孔子与子贡的师徒对比拓展延伸到孔子与其他人物的对比。其实扬雄在另一篇著名的辞赋作品《解嘲》中已经描摹出范雎和蔡泽二人的政治丑态。班固指出了扬雄创作《解嘲》的时代背景和动因，《汉书·扬雄传》记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22]后世研究者对《解嘲》的具体完成时间也有争议[23]，但对它完成于《法言》之前的结论没有异议。《解嘲》云：“扬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胁拉髂，免于微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万乘之主，界泾阳抵穰侯而代之，当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顩颐折
，涕涶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扼其咽，炕其气，附其背而夺其位，时也。’”[24]扬雄认为范雎原为魏国的亡命之徒，后来用权谋获得富贵。蔡泽原是山东的丑陋匹夫，后来用野蛮手段获取相位。扬雄在创作《解嘲》时内心并不平静，充满愤懑之情，解嘲自己甘守清贫，嘲讽不守孔子之道者反而能身居要位。扬雄既然在数年前就已经表露出对范雎和蔡泽两位政客的厌恶，那么，在《法言》中认定他们远远不如孔子的地位崇高自然就在情理当中。
扬雄除了捍卫孔子的圣人地位之外，还对孔子形象予以评价与认识。清人严可均在《全汉文》卷五十四收录有扬雄创作的以箴命名的短文三十余篇，《太仆箴》是其中的一篇短文，它有一句话简单勾勒出了孔子的仁爱形象，“厩焚问人，仲尼厚丑。”《太仆箴》中这句话的出处就是《论语》所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除此之外，扬雄在《法言》中对孔子形象予以集中评价，它们都立足于关注现实的基础之上。皮锡瑞认为：“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25]经学滥觞于先秦，形成于汉代，扬雄正好处在一个经学极为兴盛的时代，只是当时今文经学出现了严重的神学化倾向，甚至陷入方术迷信，由此导致对孔子的形象愈来愈虚假。扬雄认识到孔子的真实形象不能依靠外表伪装或人为杜撰，“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质非也。’‘敢问质。’曰：‘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矣。’”（《法言·吾子卷》）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真、假孔子形象之间具有本质区别，也包含着扬雄对今文经学本来面目的揭露，认为它不过是虎皮而羊质，看似尊奉孔子，标榜和研读五经，实则挂羊头卖狗肉，完全背离了孔子的真实形象及其思想学说。“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法言·学行卷》）今文经学家们掩盖了儒学的真义，一味迎合执政者的口味和野心，以期获得功名利禄。
扬雄眼见一个真实的孔子形象逐渐被今文经学家们抬向神坛，变成让世人畏惧膜拜的对象，因而说出“夫能正其视听言行者，昔吾先师之所畏也”（《法言·渊骞卷》）之言，意在提醒世人孔子尽管作为圣人但也有敬畏对象，就是那些视听言行都很正当的普通人，这一下子将原本真实可亲、并无神秘色彩的孔子圣人形象还原过来。不止如此，扬雄进一步指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卷》）。世上没有长生不死的神，每个人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终，这样才符合客观规律。“或问：‘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虙羲、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法言·君子卷》）所有圣人都会像树叶一样凋落，孔子死后被埋葬于鲁城之北的土中，那种认为圣人能够成神成仙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扬雄这种振聋发聩的评价圣人形象观点充分体现出了其敢于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另外，在《法言》一书中圣人是扬雄论述最多的概念，讲圣人、圣人之道、圣人之言、圣人之书、圣人之行等，就在七十五次以上，可见，圣人在扬雄的心目中是何等的被重视。[26]《法言》中“圣人”一词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意义，特指意义上的“圣人”只指孔子一人，如：“仲尼，圣人也。”泛指意义上的“圣人”则指由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等人共同组成的儒家道统体系，例如：“或问：‘五百岁而圣人出，有诸？’曰：‘尧、舜、禹，君臣也而并；文、武、周公，父子也而处。汤、孔子数百岁而生。因往以推来，虽千一不可知也。’”（《法言·五百卷》）扬雄在此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西汉之前完整的儒家圣人道统体系，并且指出一千年或者一年出一个圣人都有可能，不可能预先知道，应该说这相比孟子提出的“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章句下》）[27]必出圣人观点更为理性和客观。扬雄在《法言》中对此序列的圣人尤为注重他们的共同特性，“圣人德之为事，异亚之。”（《法言·孝至卷》），“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圣人之言远如天”（《法言·五百卷》）诸如此类的观点在《法言》中有不少阐述。扬雄既对孔子的圣人地位和形象予以单独评价与认识，也对儒家道统体系内的所有圣人形象和特征做了群体评价与认识，因此，《法言》中的孔子形象和地位兼具圣人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统一，与先秦两汉时期关于孔子的评论家相比，的确显示出了扬雄的高超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