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董仲舒的儒家本色

董仲舒、司马迁的思想虽然驳杂，但其根本依然在儒家。

刘歆称董仲舒为“群儒首”［1］2526。班固称其为“儒者宗”。［1］1317王充说“孔子之文在仲舒”。［7］614朱熹说：“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8］3257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儒家本色。

《士不遇赋》中董仲舒屡引儒家经典或说理或抒情，其中引用《易》多至6次，《诗》《书》《论语》《荀子》各1次，《礼记》3次。^[3]这是他饱读儒家经典的自然表现。而从该篇赋作的内容看，董仲舒面对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痛苦，不是某一个个体的问题和痛苦，而是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的儒士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和痛苦。譬如因时不我待和功业未就的矛盾而产生的人生焦虑，在坚守高洁节操和屈从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彷徨、犹豫。从赋中可以看出，作者想端正自身，坚持信仰，等待清明政治的到来，但是又忧心年华空流，至死无所建树。他想屈服于社会现实，又觉着与儒士的节操相违。作者为此忧虑、挣扎，但最终仍然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唯一目标——“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9］210，体现出真正的儒家学者对道德情操始终如一的坚守。

司马迁的儒家本色，从他对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的评价即见。他说韩非“极惨礉少恩”［3］2156，批评李斯身居高位却“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3］2563，最终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对使秦国走向强大的商鞅更是无一佳评，认为他天性刻薄，“挟持浮说”，通过嬖臣接近秦孝公，“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接受赵良的劝告，“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3］2237对商鞅被施刑似乎不无快意。对汉代的法家人物晁错也极尽贬斥，把他因改革而遭遇悲剧视为理所应当。在批判法家的同时，司马迁忠实地追随着儒家。他以儒家圣贤周公为标准评判历史人物；他对孔子崇敬备至，“高山仰止”；他视儒家“六艺”之一的《春秋》为史书之典范；他投师于西汉大儒董仲舒门下，又从孔安国习儒家经典《尚书》；他在文学作品中屡引儒家经典^[4]；他“考信必于《六艺》，造次必衷仲尼，是以孔子侪之《世家》，老子置之《列传》”［10］1487……种种细节都说明司马迁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种细节都在证明“《史记》的指导思想是为了体现、宣扬儒家思想”。［11］89《悲士不遇赋》虽然结尾流露出回归道家之意，但整篇赋表现出的浓郁的儒家色彩不可否定。司马迁一方面认为生不逢时，另一方面在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思想的感召下，又为不能为社会做贡献而羞愧。他以儒家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克己复礼，但又担心美名不能流传。他之所以认为“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9］247是因为儒家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6］166之说。这正是司马迁的焦虑所在。由此看出在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达到道家“委之自然，归之于一”［9］247的超脱。

从两篇“士不遇”赋看，董仲舒、司马迁的“不遇”之叹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叹生不逢时，无法施展才华。其次叹功业未就，美名不传。司马迁《士不遇赋》开篇即感慨“悲夫士生之不辰”。所以虽然他克己复礼，才情甚高，但却有形而不彰，有能而不陈。董仲舒在彷徨犹豫中作愤激之语：

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指其白以为黑。目信嫮而言眇兮，口信辩而言讷。鬼神不能正人事之变戾兮，圣贤亦不能开愚夫之违惑。［9］209

汉武帝开创的盛世在董仲舒笔下成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末世，巧舌如簧的奸诈之徒官运亨通，横行于世，而耿直坚贞之士却郁郁寡欢有志难申。奸诈之徒党羽众多，混淆视听。把视力极好者说成是瞎子，把口才极佳者说成言语迟钝。如此善恶美丑不分的世界，在作者看来即使神灵也无法纠正它的变异与乖戾，就像圣哲先贤也开启不了愚昧之徒的邪恶与困惑。这正是董仲舒对他所生活的武帝时代的认识。这与史书所记他对武帝朝的评价完全一致。他曾屡次借抨击以法家思想为治国宗旨的秦王朝的种种暴行，以映射大汉帝国：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1］1137

“汉兴，循而未改”揭示董仲舒的真正意图是借秦批汉，指责汉武帝沿袭秦以来以法家思想为治国指导思想导致的“暴政”。徐复观先生说：“（法家思想）通过秦长期的吸收、实现，最后成为专制的骨干，而被汉继承了下来，以加强专制政治的残酷性。”［12］167这种源于法家的专制的残酷性在汉朝初建时尚不明显，程度亦不甚深。加之汉初诸侯王势力的存在，士人虽然无法拥有战国时期“朝秦暮楚”“楚才晋用”那么大的自由度，但依然保留一定的选择余地。不得皇帝重用，诸侯王可以“收留”。司马相如本侍景帝，因景帝不好辞赋，于是借故离开，客游梁孝王。所以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贾谊表现“士不遇”主题的《吊屈原赋》《鸟赋》，但纵观贾生一生，十八岁被吴公赏识，二十岁即参与国事，受文帝重用，超迁至太中大夫，虽然后来因老臣谗言而被贬长沙做太傅，但三年后再回朝廷依然得宠于文帝。所以班固说贾谊虽然没有位至公卿，但“未为不遇”是有道理的。贾谊的“不遇”之叹，更多是自身原因，与董仲舒、司马迁截然不同。汉家气象至武帝而变，其标志就是打着尊儒的旗号用法，专制程度空前加剧。武帝表层对儒家的尊崇、对儒士的尊重使士人们误以为战国“得士则兴，不得士则亡”时代重现，于是他们怀抱着一腔热情和无限的忠诚积极向朝廷靠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剖肝沥胆，以求亲媚于主上，哪里会想到主上却不过视他们为“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13］638至于是否尽用，用得对还是错，不过由皇帝一句话决定。与武帝在思想上本就存在分歧的董仲舒和司马迁，怎么可能像公孙弘那样事事如武帝之意？因此，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董仲舒言灾异几乎丢掉性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灾难。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董仲舒、司马迁精神遭受重创。痛定思痛，两篇直接以“士不遇”命名的赋作由此产生。至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在儒家“大兴”的武帝时期，作为汉代儒士代表的董仲舒和司马迁何以发出深沉的“不遇”之叹。其根源是儒法的对峙和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