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镜铭中的诗歌及其体制特征

徐　恒｜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汉代是中国铜镜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质地优良、纹饰优美，往往还在背面铸刻着丰富多彩的铭文，因其“刻工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体备焉”^[1]的特征，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两汉镜铭的内容，有的表达对富贵、功名、长寿、享乐、太平的渴望，有的抒发相思离别的痛苦，有的则是对铜镜制作工艺的赞誉，艺术性和实用性并重；从形式上看，这些镜铭多为诗体，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大多押韵，富有节奏感，且三言、四言、六言、七言、杂言、骚体等多种体式兼备，故大多可以纳入诗歌的范围予以考察。自从著录、研究镜铭的著作在北宋时期出现，历代学者便对汉镜铭文的诗歌性质有所注意^[2]，古人对镜铭中诗歌的关注只限于个别篇目，而不是从整体上予以系统的论述。

直到20世纪，罗根泽《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3]、逯钦立《汉诗别录·考源》^[4]两篇文章先后通过对汉代七言镜铭的分析来讨论七言诗的起源，陈直又在《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5]一文中，将汉代诗体铭文中的33首“可以朗诵者”分为三言、四言、六言、七言、乐府歌辞式五种类型，分别做了注解，镜铭这才正式进入汉代诗歌研究的视野。近年来，两汉镜铭的诗学价值不断受到重视，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6]。不过总体来看，学者们的目光大多集中于汉镜铭文在七言诗起源、演变等方面的价值，对其中的三言、四言、六言、杂言、骚体等诗歌体式的探讨相对薄弱。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镜铭诗的体制特征予以全面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