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儒家思想

武帝之前，汉家王朝主要采取黄老之治休养生息。武帝继位后试图以儒学取代黄老在治国中的地位，并在窦太后离世后将这一设想变为现实。但是须要注意的是，武帝的儒家思想已非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家思想，而是吸收了大量法家内容、适应统一的大汉帝国需要的儒表法里的新儒家。武帝的诸多言行都反映出这一事实。

武帝继位即招致儒术之士制定礼仪，但是十年未就。因为儒生们认为，礼仪制度的制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须以太平盛世、万民和喜、各种吉祥征兆显现为前提。武帝就此反驳儒生们说：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3］1160-1161

武帝这段话的核心就是“变革”。他认为盛世的君王治国途径各不相同，他们根据各自所处时代的特点、民众的需求，因俗而制。儒生们总认为往古更好，汉朝的百姓还有什么指望？对保守因循的儒生们的批评显而易见。相较法家，儒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法先王，赞往世，喜欢以古非今。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对时政的干预不是向前看的改革和发展，而是回顾式的模仿，所以儒士们崇尚的圣人是尧舜禹和商汤周文等过去的贤君明王，他们认可的最好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五帝三王时期。法家则不同，在他们看来，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因循守旧仿佛守株待兔，最终只能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崇尚改革，主张时宜、事宜。而武帝，虽然赞同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儒家的因循守旧并不欣赏。对儒生们动辄称颂往古、非议当朝，他甚至是厌恶的。他认为不同王朝有不同的兴盛原因，但它们要达到的“治”的目的却相同，因此一味遵循前人不免狭隘保守。这其中，武帝表现出的对变革的肯定颇具法家色彩。

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两次征战匈奴，战功赫赫，获得丰厚赏赐。为了使其所获奖赏便于买卖，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其中说道：

朕闻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定公以徕远，哀公以论臣，景公以节用，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1］173

武帝首先指出儒家崇尚的“五帝”和“三代”的贤明君王治国途径各个不同，但他们都建立了卓著功业。这一说法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反驳儒生甘龙而说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4］3-4几近相同！与上论武帝就制定礼仪制度反驳儒生所言一致，均在强调因时而变的重要性。武帝还以孔子应对“三公问政”为例说明，治国的关键不在于与前人同还是异，重要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在武帝看来，国家政策不能一味模仿前人，而必须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当现实需要变革时，儒家的因循守旧就必须抛弃，而法家的时宜、事宜就必须提上日程。可见，在历史观念和治世原则上，武帝接受了法家的因时而变，反对儒家的守旧因循。

武帝与法家的共通还表现在奖励军功方面。儒家不提倡战争，所以没有奖励军功的观念。而崇尚战争的法家则视奖励军功为一条重要治国途径。武帝立志开疆拓土，使匈奴臣服，战争自然不可避免。为了鼓励将士们在疆场上奋勇搏杀，他采取的措施是重奖军功，这一做法与以农战谋国的法家不谋而合。公元前123年，武帝在诏书中说：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其议为令。［1］173

“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是说屡获战功的将领所受爵位和物质赏赐很多，想把爵位延及父兄子孙或卖于他人，但是因为没有级别差次，所以无法买卖。武帝因此要求相关臣吏对军功赏赐如何使用加以讨论。于是“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1］173。汉朝由此产生了可以买卖的武功爵，一级值十七万钱，共十一级。而且，“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武帝这一做法把法家奖励军功的治国策略发挥到了极致。

借助《汉书·礼乐志》，武帝“儒表法里”的新儒家思想可以看得更清楚。班固说：“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但是因为窦太后好黄老，不喜儒术，“其事又废”。其后，董仲舒根据武帝时“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1］1032的社会现实，建言武帝要改弦易张，消除秦之余绪，更化善治，胜残去杀，务德教而省刑罚。但是忙于征讨四夷的武帝，“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由此可知，虽然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但事实是法家没有被罢黜，儒家也没有被独尊。因为，比起儒家，法家无疑更能满足武帝拓边称雄的政治需要。班固称赞武帝说，儒家倡导的“稽古礼文之事”，高祖刘邦和文帝、景帝都无暇顾及，而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1］212司马迁也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3］3318只是史班这一观点是相对于武帝之前，自秦焚书坑儒以来，儒学的衰微和没落而言的。就武帝时期国家政策的实质来说，仍是自秦以来的法家思想。张汤、杜周等酷吏不过起于文墨小吏，但是却能致位三公，“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1］2683；与张汤辩论的儒生狄山死于非命；一心向儒的饱学之士倪宽长久沉沦于底层得不到重用；大儒董仲舒和以儒家为本色的司马迁为官于武帝身边时都差一点丢掉性命……武帝重不重儒已经很清楚。所以金春峰先生说：“武帝时期，尊儒的政策虽然确立了，但由于对匈奴的全国性战争，国家实际转入战时体制，因而在政权组成成分和政策指导思想上，不仅儒术没有独尊，相反被指名‘罢黜’的申商韩非之言，倒成了政治的指导思想，儒学被扫进了‘无权’的角落。”［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