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精英的士人君子形象

传统社会的士人君子、救世英雄是中国历史书写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史记》《三国志》就是体现士人君子、救世英雄话语所指及价值体系的传记历史。这既彰显了饬混乱的社会秩序的特殊力量，又从历史意识的角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的道德观、价值观。元杂剧以正史（或讲史）为其本事的历史剧目，为中国戏剧舞台建构了一个以社会精英为主体的末行角色形象谱系。

以“史记戏”为剧目载体的末行形象群，表现了中国传统士人阶层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以及重名节，讲骨气，不畏强暴“杀身成仁”的道德追求，充分展示了将儒家入世话语全面付诸实践的人格典范。如：周公旦临危受命，一心朝政。伊尹辅佐成汤灭商，被后人称为“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蔺相如独自保赵王赴会，表现了经纶济世的才干和以国为重的高尚情操。介子推不言禄，舍身赴义的洁芳善行，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大丈夫精神的渊源。伍子胥不畏强暴，有恩必酬。豫让、韩厥、公孙杵臼，蒯文通一诺千金，舍生取义，一身正气。英布、孙膑、韩信、苏武、张良等穷困不坠、守志弥笃。受元杂剧主要角色主唱的影响，上述角色无疑都是正末扮，都是承载社会精英的舞台正面形象。

元杂剧中扮演士人君子形象的行当角色还有冲末和外末。冲末如赵朔、萧何、秦昭公等，外末如程婴、曹参、赵成公、白起、吕成、汉高祖等，或为明主贤君、忠臣良将，或为死义之士。这些灿然于中国的典籍史册中的士人君子形象，跃然登上元杂剧的艺术舞台，对戏曲行当的文化建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国戏”是元杂剧英雄叙事建构较早的剧目之一。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救世英雄”自元杂剧起就是末行形象谱系的支柱形象。在杂剧中，诸葛亮是正末扮，着力塑造了诸葛亮“换斗移星，将机策运”，“占易理，观乾象”，“祭得三日三夜东风”的近乎“神人”的英雄才能。关羽也是正末扮，《桃园三结义》《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剧目尽显其“内藏着君子气，外显出渗人威”的英雄本色。张飞在元杂剧三国戏中亦多扮正末。刘备在三国戏中则是冲末扮。在民间艺术想象中刘备与其说是贤君帝王的典范，不如说是忠厚仁义的君子。

元杂剧“三国戏”英雄叙事的同时，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忠德观念。诸葛亮、关羽、张飞、鲁肃等人物形象，其英雄行为的动机与儒家崇尚“义”的道德理念密切相关，因此都是大义之“忠”的道德典范。

作为舞台艺术的构成基础，剧目具有建构戏剧表演审美品质的意义。元杂剧剧目正剧化，不仅确立了末行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义夫、忠臣、孝子”正面形象的合法地位，体现了民间艺术建构社会精英形象群体的文化自觉，而且显扬了中国戏曲史一种崭新的审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