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遭遇和处世
扬雄早年在《反离骚》这篇辞赋当中就已经论及孔子。《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反离骚》，并且点出了扬雄创作《反离骚》的背景，“（扬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3]《反离骚》中“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一句大致透露出了扬雄写作该赋的时间，颜师古注引晋灼曰：“十世数高祖、吕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乃称阳朔。”[4]阳朔是汉成帝年号，凡四年（前24—前21）。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反离骚》写作的准确时间有争议，但可以肯定是在阳朔年间，当时他还蛰居蜀中，尚未出川赴京。《反离骚》云：“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虽增欷以於邑兮，吾恐灵修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混渔父之
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跖彭咸之所遗！”[5]扬雄认为既然屈原忠直进谏而楚王不改就不必死守故都，而应当效仿孔子周迈天下，最终回归故都，也不必最后放弃许由、老聃保全己身的人生哲学而选择彭咸赴水而死的狷急之行。扬雄在此一方面将屈原与孔子的遭遇和处世方式以辞赋形式相提并论，这在秦汉时期的文学作品和文献史料之中还几不可见；另一方面，“青年时期的扬雄从道家清静无为、保身守道的思想出发，用一种明哲保身的观点来评论屈原，希望屈原如龙蛇起伏，全身远祸。”[6]说明扬雄早期在评论历史人物时是儒道并重，这从本段中称呼屈原、孔子、许由和老聃等人都是圣哲，以及感叹他们所受遭遇乃是时代和命运使然也能得出结论，同时这也是贯穿扬雄一生的主要思想。孔子一生的遭遇坎坷不平，跌宕起伏，扬雄对孔子遭遇的其他评价与认识主要见于《法言》。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提出扬雄以为“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7]之说，认为《法言》是模仿《论语》之作，后世学者对这个观点是赞同的。《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和《四库全书》等都将《法言》归入儒家典籍，这完全符合扬雄本人的创作意图。略显遗憾的是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并没有指出扬雄完成《法言》的确切年代，后世为此颇有争议，目前国内学者已有几家观点[8]，但不管怎么说《法言》无疑是扬雄后期之作，《法言》和之前创作的《太玄》一书集中展现了扬雄的哲学框架与沉思。《汉书·扬雄传》中罗列出了《法言》的十三卷篇目，依次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孝至》。
扬雄在《法言》中对孔子遭遇的评价与认识尤其注重其政治遭遇，《法言》中在此方面的评说先后有三处，其一云：“有德者好问圣人。或曰：‘鲁人鲜德，奚其好问仲尼也？’曰：‘鲁未能好问仲尼故也。如好问仲尼，则鲁作东周矣。’”（《法言·修身卷》）[9]这句话其实化用了孔子对自我远大政治理想的期许，“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篇》）[10]朱熹注解此句为：“岂徒哉，言必用我也。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11]扬雄认为鲁国当权者不是有德者，所以并不喜欢向孔圣人请教。要不然孔子会在东方复兴周代的典制。其二云：“或问：‘鲁用儒而削，何也？’曰：‘鲁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于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于鲁，齐人章章，归其侵疆。鲁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安得削？’”（《法言·寡见卷》）扬雄指出鲁国国势削弱的原因是不重用像孔子这样的真儒，如能重用就会强大到天下无敌。孔子生前表达过自己的政治抱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而成。”（《论语·子路篇》）《法言》中的“如好问”“如用”和《论语》中的“苟有用”都是一种假设语气，然而从表意上而言，“如好问”“如用”则极力强化出了孔子作为圣人对于鲁国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其三云：“或问：‘孔子之时，诸侯有知其圣者与？’曰：‘知之。’‘知之则曷为不用？’曰：‘不能。’曰：‘知圣而不能用也，可得闻乎？’曰：‘用之，则宜从之。从之，则弃其所习，逆其所顺，强其所劣，捐其所能，冲冲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法言·五百卷》）扬雄从社会现实角度剖析了孔子在世不被重用、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直接原因，即：有的国君一旦任用孔子这样的圣人就要听从孔子的主张，改变抛弃国君原来所擅长的一切，导致心神恍惚，坐卧不安。扬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君如果不是天下最有道德的人，就不会任用圣人。当然，孔子也意识到了当时执政者的浅薄见识和狭小器量，“（子贡）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篇》）非常让人称奇的是，扬雄在这里居然采用了相当于近现代学者才建立、完善起来的人格心理学分析方法，虽然中国古代心理学研究领域并无“人格”一词，但其成果却是丰硕的。扬雄通过分析鲁国国君的道德人格和潜意识来阐发其对孔子政治命运产生的最直接影响，从而揭示出孔子虽然作为当世圣人但其政治悲剧却无可避免。李炳海认为西汉时期的《淮南子》等作品虽然在形而上层面探索人生哲理，较先秦文学没有什么新的开拓，“而在现实层面审视人生，汉代文学却有长足的进展，涉及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人生遭际方面，有遇与不遇的困扰，有往日不可追、来日是否可待的疑惑，还有对吉凶祸福有常与无常的追寻。”[12]扬雄一方面在评论孔子在政治上的不遇，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了如同自己一样的性情士人政治上的普遍不遇，这在扬雄当时所处的西汉王朝已经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尤为明显。在“大一统”观念牢固确立的西汉中后期，扬雄能从统治者的道德人格和心理变化方面去探讨圣人和真儒的政治命运，借古讽今，堪称新颖而大胆。扬雄这种针砭现实的勇气在前期辞赋作品中已经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来，《汉书·扬雄传》记载：“正月，从上（孝成帝）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13]其他诸如《校猎赋》等篇章对西汉帝王的讽谏意味都很明显，所以班固在《汉书·扬雄传》得出了“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14]的结论，侯外庐先生评价扬雄时指出：“从他的思想面貌来看，他是一个有追求真理的意愿，不满现状而又不敢斗争，终于为统治阶级所压抑的学者。”[15]应该说扬雄早期还是相当具有雄心和斗争精神，虽然人生后期遭受到了愈来愈多的政治压抑和生活艰辛而逐渐丧失了不少，但从《法言》中这些评价孔子政治遭遇及其暗含的思想言论来看，他的这种精神并未消失殆尽。
扬雄在评价孔子政治遭遇的同时，也道出了孔子处世方面的相关态度。“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则亦勤且忧乎？’曰：‘圣人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勤，知命则不忧。’”（《法言·修身卷》）扬雄针对有人提出的如果没有人任用孔子，他是否会苦恼和忧虑的疑惑解释说圣人顺从天意，懂得命运，顺从天意就不苦恼，懂得命运就不忧虑。在扬雄眼中孔子排解政治失意的态度就是乐天知命，这与《反离骚》中的“夫圣哲之遭兮，固时命之所有”的观点吻合，也与孔子自谦没能做到的“仁者不忧”
（《论语·宪问篇》）之举相照应。此处扬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天命观来阐释孔子所采取的处世态度呢？他在《法言》中给出的理论依据是：“或问‘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人为不为命。’请问‘人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法言·问明卷》）天命是躲避不了的，能够躲避的便不是天命。明哲之人只要遵天命行事，就可以对一切遭遇都处之泰然，再也不会苦恼。“‘圣人有诎乎？’曰：‘有。’曰：‘焉诎乎？’曰：‘仲尼于南子，所不欲见也；阳虎，所不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不诎如何？’曰：‘卫灵公问陈，则何以不诎？’曰：‘诎身，将以信道也。如诎道而信身，虽天下不为也。’”
（《法言·五百卷》）扬雄认为孔子为了伸张道义可以委屈自己，但如果只是为了利己却委曲道义，即使能得到整个天下也不干，指出孔子的委曲求全是以张扬儒家之道为前提。《法言义疏》中引用晋人李轨的注解指出：“仲尼之敬阳虎，杨子之臣王莽，所诎者形也，于神何时挠哉？诸如此例，学者宜识其旨。”[16]显然，李轨看到了孔子拜访鲁国贵族季孙氏家臣阳虎与扬雄在王莽篡权后继续为官二者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们虽然在形体上遭受委屈，但并没有完全阻挠个人内在精神享受的追求。何况扬雄在《法言》中直接提出了尚智以明哲保身的人生观，其一曰：“或问：‘人何尚？’曰：‘尚智。’”（《法言·问明卷》）其二曰：“或问‘活身’。曰：‘明哲。’”（同上）其三曰：“龙以不制为龙，圣人以不手为圣人。”（《法言·问神卷》）《法言义疏》中引用晋人李轨注解：“手者，桎梏之属。”[17]扬雄认识到自己和孔子的处世之道有相通之处，这也许是扬雄对自我人格矛盾之处的一种巧妙遮蔽。“（扬雄）性格上也有软弱、动摇的特点，时有明哲保身的妥协行为，身上体现了时代和文人的局限性。”[18]这个看法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