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士不遇”赋与武帝的儒家思想及用人政策之关系

杨　玲｜兰州大学文学院

武帝朝是汉赋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1］2634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就是在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和被称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大儒之一的董仲舒都发出了“士不遇”的慨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表现“士不遇”主题的典范之作：董仲舒《悲士不遇赋》、司马迁《士不遇赋》^[1]。刘熙载在《艺概·赋概》说：“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2］196从这一角度说，两位士人的“不遇”之叹非无病呻吟，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那么，为什么在武帝广求贤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的历史背景下，两位杰出的士人会发出“不遇”的呼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试从汉武帝的儒家思想、用人政策与董仲舒《悲士不遇赋》、司马迁《士不遇赋》所表现的儒家本色等方面予以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