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批判精神
人对外在事物客体总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由此形成个人的心理评判体系。先秦诸子作为当时的思想大家，他们的生命修养之所以能为后世所瞻奉，独立的批判精神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是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剖析。
中国人素来注意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起到对现实的督促作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权臣崔杼为谋权杀了庄公，但他又不愿背弑君之名，因此请求太史不要将此事在史书中记载。齐太史却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结果“崔杼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不惜以牺牲生命而保护实录的史官精神正反映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尊重。的确，在先秦时代的各种典籍中随处可见这种强烈的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例子。《诗经·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浩》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先秦诸子在那个思想争锋的时代为强调各自思想的正确性，更有意强调从历史和现实中吸取经验教训。
诸如，孔子就对历史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就是对历史抱着一种尊崇的态度，所以邱涛解释说：“天文、地舆之说，大抵今密而古疏；五行、百产之原，亦或今昭而古蔽。述古将以惠学，信焉无择，更有述所不必述者矣，而真能信者无虑也。每代风声所尚，长短悬殊，其当信者，以信为信，其不当信者，即未妨以不信为信。”［3］“述古将以惠学”是对孔子态度最好的解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述而》），更是在历史人物的明确赞扬中来观照现实的。的确，在孔子的一生中，他对三代之治是十分向往的，甚至以夏商周以及尧舜贤君为理想，由此对现实的丑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从其表现方法来看，仍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剖析来建构自己的社会理论。黑格尔认为，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4］这是对孔子的一种误解，他的思辨方式如同他所提倡的礼教是“温柔敦厚”型的，常常是在历史现实的展现中实现对现实的批判的。
同样作为圣人，孟子身上的思辨味显得更为强烈一些，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同样对历史现实了如指掌，并时常能够做到灵活运用，譬如孟子在论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时，就接连列举了傅说起于版筑、百里奚举于市、孙叔放举于海等历史事实，足见其强烈的历史意味。其他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由此可见，孟子是一个历史意识非常自觉的人。
不止孔孟，先秦诸子都非常重视对历史现实的深刻剖析，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老子虽然没有明确的对历史的举证，但是他所崇尚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那种简朴至纯的人生理想仍然是对美好历史现实的一种歌颂，反过来也是对当下民不聊生现实的强烈批判。韩非子曾说：“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韩非子·功名》）很明显，他仍然是在对历史的深刻剖析中强调“势”的重要性。追根溯源，“中国人由于总结历史经验而来的冷眼旁观、不动感情的思想习惯，与史官文化有重要关联。”［5］先秦诸子具有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正是以对历史现实的深刻剖析为根基的。
其次，具有一套完整的批判过程。
在批判中，有人习惯被动地接受和继承，这只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认知；还有人拥有自己的一套专门的认知体系，习惯于用某种标准对社会做出评判，尤其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不满时，不但能够对其合理地批判，而且能够建立起一套比原先更为成熟的现实框架，这就是所谓的建构。也就是说，在批判时，既能够做到一丝不苟的“破”，同时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的“立”；既能对社会现实大加挞伐，又能提出一套比较合理的社会体制，这正是思想家的特色，也是诸子他们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被崇奉的原因所在，是他们的思想之作一直被当成经典的重要原因。
孔子称“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把“乡愿”解释为“阉然而媚于世”的人，所以，孔子对这类毫无原则、谄媚讨好的好好先生嗤之以鼻，批判他们“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他批判那些非君子的行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批判那些不符合礼法的音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言辞激烈，毫不留情。他同时有一套自己理想的社会体制，如要“举贤才”（《论语·子路》）；“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声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遵奉周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他提倡礼治，注重教育的平民化、世俗化。
马克思认为：“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6］诸子时代是思想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政治混乱、民不聊生的时期。这种糟糕的社会现实促使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争相控诉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极力倡导自我的理想世界。老子抱持的是任自然的哲学世界观，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批判“法制”的危害，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批判儒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叹息自然之道破坏的结果：“大道废，有仁义；慧知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十八章）。庄子直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窃国者：“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胠箧》），主张“退仁义，宾礼乐”以使“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法家的荀子也是很惯于批判思维，他的《非十二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对天下各家逐一批驳，如批判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辩异，县君臣”（《荀子·非十二子》），确实是比较中肯的。
诸子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社会大现实的深刻剖析基础上的，或者希冀退回历史，或者迎难而上，都是希望能改变糟糕的社会现实状况，希望天下尽快统一，希望能有一个安定和平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批判既独立又完整，透露了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们的无奈、迷惘，他们积极渴望重建的决心和志气又诉说了他们坚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