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和重振国威的爱国思想
我们不妨以权德舆贞元十八年《明经诸经策问七道》中《春秋》第一问为例，具体看看权德舆策问体现的忧患意识、劝诫作用及重振国威的思想。权德舆在《春秋》第一问中说：
孔圣属辞，丘明同耻，裁成义类，比事系年。居体元之前，已有先传；在获麟之后，尚列余经。岂脱简之难征，复绝笔之云误？子产遗爱也，而赂伯石；叔向遗直也，而戮叔鱼。吴季札附子臧而吴衰，宋宣公舍与夷而宋乱。阵为鹅鹳，战岂捷于鱼丽；诅以犬鸡，信宁优于牛耳。子之所习，为予言之。
这道以《春秋》命名的策问，权德舆除了以儒家经典来考查举子之外，还隐含着权德舆以史为鉴的忧患意识和重振国家秩序的思想。首先告诫士子们通过《春秋》经传的研习，学习子产不毁乡校、叔向不徇私情的品质；其次，通过吴季札辞位而吴衰、宋宣公舍与夷而致使国家灾祸不断的事例，认识到仁臣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对于当时社会、王室王位之间关系的借鉴作用，即隐含权德舆尊王权，削藩镇，重振国家秩序的思想。策问通过一治一乱的史实对比，表明权德舆对国家诸多问题的思考。尤其是其中“吴季札附子藏而吴衰”，可以看出权德舆关于王权问题与社会治乱关系的认识及对中唐中央与藩镇权力之争的深深忧虑。
“孔圣属辞，丘明同耻，裁成义类，比事系年”，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即花言巧语、伪善的容貌、十足的恭顺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同他友善的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孔子也认为可耻。即做人要明是非、辨善恶。
“居体元之前，已有先传；在获麟之后，尚列余经。岂脱简之难征，复绝笔之云误？”，“居体元”即“体元居正”，多指帝王即位，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2]晋杜预注：“隐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意思是说人君以天地之元气为本，常居正道以施政教。《左传》记事起于惠公，见《春秋左传》卷一：“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也就是说，《左传》记事，起于隐公继位以前，早于《春秋》经。“获麟之后，尚列余经。岂脱简之难征，复绝笔之云误？”见《春秋·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3]杜预注：“麟者，仁兽，圣王之嘉瑞也。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为终也。”《公羊传》曰：“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相传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孔子深感“吾道穷矣”，有感于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于是作《春秋》以明志。因此，《春秋》是孔子感无帝王之命而作的绝笔之书。太史公曰：“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疆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编次诗书，修起礼乐。……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4]是年代久远致使文献流传发生偏差，还是其“绝笔”之说有误？而《左传》所引《春秋》经文，在鲁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仍有编年记事，所引经文，直至鲁哀公十六年的“夏四月乙丑，孔丘卒”。针对这种传世典籍和前代记载不统一的现象，权德舆发出疑问。
“子产遗爱也，而赂伯石”，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贿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5]子产，春秋时郑国名大夫，他“不毁乡校”，执政为民，是善于教化引导百姓的政治家。执政期间，为了安内，首先安抚公族。他认为安定国家，必须先安大族。贿赂伯石（公孙段）采邑（封地）就是他安抚大族的具体表现之一。
“叔向遗直也，而戮叔鱼”，见《左传·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薄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以正邢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6]叔向［羊舌肸（xī）］、叔鱼（羊舌鲋）皆为春秋时晋国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叔向治国不徇私情，谏韩宣子将贪赃枉法的弟弟叔鱼暴尸于市，是古代大义灭亲的典范。孔子赞叔向之直，有古人遗风。
“吴季札附子臧而吴衰”，具体事迹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藏。子藏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藏，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7]说的是吴季札辞王位使吴国衰败一事。吴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效法子藏不继承王位，为辞让王位曾两度出走，后吴国大乱。子藏，曹成公负刍庶兄，后诸侯伐曹，俘虏负刍，欲立子藏，子藏以自己不合适做国君为借口，逃往宋国。
“宋宣公舍与夷而宋乱”，见《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载：“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杜预注曰：《史记·宋世家》云：‘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8]宋宣公，是宋武公之子、宋穆公之兄，与夷为宣公之子。宣公不传位于子与夷而传给弟弟子和（穆公），从而引发国家祸患不断。
鹅鹳，古代战阵（陈）名称，鹅鹳，见《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9]杜注：“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阵名。”注曰：宋陆佃埤雅释鸟云：“鹅自然有行列，故聘礼曰‘出如舒鹅’。古者兵有鹳鹅之阵也。”旧说江淮谓群鹳旋飞为鹳井，则鹳善旋飞，盘薄霄汉，与鹅之成列正异，故古之阵法或“愿为鹳”也。
鱼丽，古代战阵名。见《左传·桓公五年》：“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陈即阵字。先偏后五，伍承弥缝。”《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10]即郑国的军队一军五偏，一偏五队，一队五车，五偏五方为一方阵。以偏师居前，让五队后随，相互弥补缝隙。
“诅以犬鸡，信宁优于牛耳”，鸡、犬、牛耳同为祭祀的贡品。牛耳，见《左传·哀公十七年》：“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齐侯稽首，公拜。齐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无所稽首。’武伯问于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11]执牛耳，尸盟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且诸侯盟，小国固必有尸盟者，”尸盟，即主盟。后以牛耳泛指居某方面的权威。
这道策问的大意是：孔圣人不喜欢花言巧语、伪善的举动，丘明也和孔子一样不喜欢。《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在隐公元年之前，左氏已有传。相传《春秋》是孔子绝笔之作，但西狩获麟之后，《春秋》还有编年记事内容，是由于脱简造成的史实难以考证，还是获麟绝笔之说有误呢？郑国大夫子产治理国家，为了安内而贿赂伯石（公孙段）采邑（封地）；叔向治理国家不徇私情，谏韩宣子将贪赃枉法的弟弟叔鱼暴尸于市。吴季札有贤德，但为了不引起兄弟间的矛盾，效仿子藏而坚辞王位致使吴国衰败，宋宣公没有将王位传于儿子舍与而引起宋国大乱。打仗用鹅鹳的战阵，难道会比用鱼丽的战阵更便捷迅速吗？用鸡狗来祭祀，难道诚恳的程度比用牛耳更好吗。请用你们所学的儒家经典知识，来给我说一说。
这道策问的第一层意思讲了《春秋》经传的传承及经传之间的不统一。
第二层意思，权德舆给考生提了几个问题：通过“子产遗爱赂伯石；叔向遗直戮叔鱼；吴季札附子臧而吴衰；宋宣公舍与夷而宋乱”的历史典故，让举子们结合经典分析策问中历史典故的现实意义。
权德舆在这里写子产、叔向，是因为他们都有“贤”德，子产有“护国”之贤，叔向有“大义灭亲”之贤；写宋宣公、季札，有反思的意味。对于季札，权德舆有自己的评价：“以吴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让之废，而季子全之……贪以之廉，暴以之仁。”（《志过》）[12]这正是此道策问中所谓的“吴季札附子藏而吴衰”的最好评价。
权德舆有感于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日益膨胀，唐中央权威削弱以及河朔、淮西、边陲诸侯各自为阵、混战不止的严峻现实，借策文表达出反对藩镇割据和重振国威的思想。对于朝廷任人唯亲、姑息养奸的政策也进行了隐隐的讽刺。他的这种关心国家政治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也体现在他的诗文中，比如“吾嘉徙薪智，祸乱何由生……有力则宗楚，何人复尊周”（《读〈穀梁传〉二首》）；“吕叟年八十，皤然持钓钩。意在静天下，岂惟食营丘！师臣有家法，小白犹尊周；日暮驻征策，爱兹清渭流”（《渭水》）。[13]在慨叹周王朝“有力则宗楚，何人复尊周”的悲剧同时，对君权旁落，政权摇摇欲坠的历史现象赋予现实意义。不难看出，权德舆维护王权统治，反对藩镇割据的立场始终如一。权德舆重振国威、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他的策问中多有体现，比如，贞元十八年《明经诸经策问七道·毛诗序》第五问，“列国斯众，何限于十四？陈诗固多，岂止于三百？”权德舆一改平常十五国风的说法，将“王风”和十四列国区别对待，不是他的笔误，而是蕴含着权德舆加强中央集权、重振国家秩序的思想在内。
如果说孔子作《春秋》是褒贬当朝君臣，那么权德舆的这道策问则是在此基础上更深层次的引申与阐发，他一生秉承中庸思想，虽然无有褒贬，但忧患意识、以史为鉴、重振国威的精神洋溢在字里行间。权德舆一生喜好《春秋》，借《春秋》的忧患意识来抒发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充分体现了权德舆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