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以民族性观念为基础、按时代研究一国作家作品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本是19世纪以来欧洲的学术传统。不可否认，这种学术方法受历史学科的影响，有其明显的优长，但也有明显的不足。戴燕曾指出：“20世纪初，文学由学科成立到发展成熟之间，曾经有过因学科性质不甚清楚，学术界线不甚稳定，而兼容并包的一个过渡时期。‘文学’一词历时前后，语义上有新旧之分、中西之别；但若以近代西方文化及教育制度的传入为界，则在先后也代表了两种互相差异的学科观念：当文学用作英语词Literature的译名出现时，作为它背景的，是途经日本辗转而来的那一套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以及其中的分科观念。这个文学，有它在西方文化中培养出来的学科定义，有与其他西方学术既相联系又相分割的自己的学术轸域，而这一切都与中国传统中如‘文学子游子夏’里的那个‘文学’，完全没有关系，并且，类似于西方的这个文学学科，在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5]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此进行的理论探索与文学史编撰实践颇多。如《中国文学编年通史》《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其目的在于尝试构建适合中国文学实际的文学史叙事体式和理论模式。相比而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如下一些明显不足：

首先，尽管编者意识到中国古代文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在主体部分的基于西方文学实际的文类“四分法”并不适用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这导致其在文学文体归类上的自相矛盾，以及在文体的起源演变方面的诸多误解与缺憾。比如将史传归之于散文，对赋的起源及演变的诸多误解等。

其次，编者努力摆脱旧的文学史书写范式，全书各章在突出作家个人创作的多趣味化、强调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导向的同时，也形成了叙事上的碎片化，缺乏对一个时代或时期文学整体风貌的描述，也忽略了对文学流派的研究。

再次，全书在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类文学体式的叙述中，尝试打通“五四”以前的文学传统与其后的现代当代文学传统。这一举措新意十足，但因为撰者各异，古今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未得以呈现，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对接。

最后，可能是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该书在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如有因猎奇倾向导致的误解：“现代读者最容易阅读到的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内省而谐趣的抒情民谣（这一类别也包括了非常罕见的一首同性情爱作品《越人歌》），以及人类永恒的思乡题材的作品。”（第1061页）再如第十八章“元诗”的撰写者认为：元诗是中国文学史中学者涉足最少的领域，因此在今天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些认识显然是由于不了解今天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而导致的误解。

然而，从整体上来看，瑕不掩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仍然是一部有创新、有特色、有思想、有启发的中国文学史。

【注释】

[1]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2]焦循：《易余籥录》载徐德明、吴平主编《清代学术笔记丛刊》第37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3]王国维：《人间词话》，姚柯夫编《〈人间词话〉及其评论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4]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5]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