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瞽史、矇瞍
矇瞍、瞽史在散文传播方面，主要是以不歌而诵的方式演述古事、古史。《国语·周语上》载：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56]
陈列天子听政的渠道有十二种之多，而盲者承担的竟达五种：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瞽史教诲。刘熙《释名》卷八《释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矇，有眸子而失明，蒙蒙无所别也。瞍，缩也，眸子缩坏也。”[57]如此，瞽、矇、瞍有所区别。瞽者双眼皮天生闭合，无眼缝；矇者虽有眼睛却无视觉功能；瞍者则眼球损坏，“有眼无珠”。关于天子听政的情形，亦见于《国语·晋语六》：
吾闻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风听胪言于市，辨祅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58]
又《国语·楚语上》：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59]
又《左传·襄公十四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60]
这些均是对古代听政制度的载述。听政的是天子、王公，献言的有公卿、列士、瞽矇、史官、近臣、百工、商旅、庶人等，所献有诗、曲、谣、书、志、箴、训、传语等，地点有朝、市、路、寝等；外臣、庶人的意见则由遒人采录。四则资料相互参照，则《周语上》的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瞽史教诲，是相对为事，互文见义，并非根据其失明病源的类别而分工。盲人在此受到高度重视并担任规谏、讲史的任务，是因为他们具有比较发达的听力和记忆力。傅修延说：
为什么中西叙事之初的箭跺式人物都为盲人？盲人的注意力能比常人更为专注地聚集在听觉信号上，对各种声音信息的记忆力非常发达。荷马代表的希腊盲歌手是部落中专门记事的人，他们是会说话的历史教科书，是统治者的参谋和新闻传播者、娱乐提供者。[61]
瞽史的讲史活动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
《周礼·春官·叙官》云：“大师，下大夫二人；小师，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62]郑注：“凡乐之歌，必使瞽矇为焉。命其贤知者以为大师、小师。”则周王朝自大师至下瞽的盲乐师有306人，另外有专门辅助盲乐师的相300人。《周礼·春官》叙述瞽矇的职责说：“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63]郑玄注：
讽诵诗，谓暗读之，不依咏也。故书奠或为帝。郑司农云：“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杜子春云：“帝读为定，其字为奠，书亦或为奠。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怵惧其动。’”玄谓讽诵《诗》，主谓廞作柩谥时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虽不歌，犹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64]
孙诒让认为，此句应读作“讽诵诗世，奠系”：
讽诵诗世，即后杜注所谓主诵诗并诵世系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篇》云：“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此诗世连文之证。《楚语》申叔时语，亦以“教之世”与“教之诗”并举，世谓若后世之史书，与《诗》二者皆讽诵之也。若然，下文“奠系”，即《小史》之“奠世系”。或以上言诗世，故下句省世字；亦以世系义同，不烦区别与？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者，《小史》云“奠世系，辨昭穆”是也。述其德行，谓纪述于书，以授瞽矇，使讽诵之，故《国语·鲁语》云“工史书世”，韦注云：“工诵其德，史书其言。”彼工即谓乐工，明与史官为官联也。[65]
则瞽矇主要从事乐器演奏、唱歌、诵诗与世系及讲诵历史的活动。其所诵之诗，一是讽谏劝上，为统治者下察民情风俗和政教得失提供咨询依据；二是记诵国史世表和祖宗谱系。“讽”“诵”即是“乐语”之二种。
在讽诵世系的职掌上，乐师与史官发生“官联”。《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司农（众）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66]又《国语·鲁语上》载：“工史书世。”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史，大史也。世，世次先后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67]
《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说：“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世》也是《书》之一种。《孔子家语·弟子行》曰：“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作：“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赣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68]《卫将军文子》篇可能出于《弟子籍》，系先秦古书，司马迁谓“《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五帝本纪》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又说：“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彰矣。”司马迁所说的《春秋》即《左氏春秋》。《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世系相当于瞽史讲史的大纲，另外还有诸如《左传》《国语》这类情节、内容更为丰富的历史故事和嘉言善语的讲述。
《左传》《国语》的成书与瞽史讲诵历史有密切关系。徐中舒先生《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认为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矇，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矇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69]阎步克先生认为：
古史传承本有“记注”和“传诵”两种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对于一件史实，史官记其大略于简册之上，其详情则由瞽矇讽诵。孔子《春秋》和左丘明《左传》的相为表里关系，我想就由此而来，《左传》不过是把昔日瞽矇所讽诵者，也化为书本而已。[70]
赵逵夫先生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由讲史而来。《左传》和《国语》中的《晋语》《齐语》《吴语》《越语》的形成与瞽史讲史传统有关：瞽史的讲述历史、讽诵故志和先贤的嘉言善语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学活动，不限于国君和诸侯，还包括大批的国子。瞽史所讲事件为历史上实有之事，但为了生动、吸引人，瞽史们常根据情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在细节上予以发挥想象、渲染、增添，使之更为生动，有的情节颇带夸张；模拟当时人物说话的语气，使之惟妙惟肖，以便更好地展现当时的情景。这是瞽史文学才能的体现，对听者来说，在了解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的享受[71]。这些看法很好地解释了“左氏浮夸”的原因。
海登·怀特在《把史著当文艺作品看》一文中说：
科林伍德未能看到的是，没有任何一套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构成一个故事，它们最多只能为历史家提供故事的元素。历史家将事件编制为故事时，对某些事件会加以压抑或使之沦为次要，对某些事件则加以突显，而其所使用的方法则为人物描写、主题重复、语气与观点的变化、不同的描述策略等等——总之，都是平常我们认为小说家或戏剧家在编造情节时才会使用的方法。[72]
王靖宇先生认为怀特的这番话对中国早期历史叙述而言，是完全可以适用的，并且解释说：
历史和小说间之所以存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以叙述为主的文体，而既然有叙述，就难免会牵涉到情节的安排、人物的描写、观点的运用等等——小说里的叙述固然如此，历史里的叙述也不能例外。因为，历史家的任务不应该只限于对事件做流水账式的罗列，或对某一个或数个特定事件的意义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研究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或是在众多孤立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或是从混乱而无条理的现象中找出某种道理或意义。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谓的“情节的编造”（emplotment），而历史家在编造情节时，一如小说家一样，所考虑的是故事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因此，这种“情节编造”的结果就不一定和事实完全符合。[73]
这表明瞽史的讲史活动兼具历史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与书于简策的档案、历史，在表达方式和功能上是有所区别的，“情节的编造”是故事合理性和完整性的内在需求。
以此为参照，我们对今存三代文献再进行观照，进一步证明瞽史讲史传统的源远流长。《尚书·尧典》《皋陶谟》的成篇年代，学界聚讼不已。其实，两篇篇首的“曰若稽古”即已表明它们本来是流传于口头的历史故事，后来著诸竹帛，藏于故府，才发展出“旧典”之义。这也是《尧典》称“典”的原因之一。二篇原本是瞽史讲诵的产物，与书面的、正式的历史、档案记载是有区别的，不宜将其中记叙的每一个细节都看成史实，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语言肯定会带有后世的特点。又《金滕》一篇，按其内容和结构，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载周公自以为质为武王祷病，可能为史实；第二部分讲述成王怀疑周公、周公东征及遗成王之诗《鸱鸮》；第三部分言天象示警。三件事情并非发生于一时，中间隔了若干年。但故事主题集中、结构完整、叙事曲折、富有波澜，明显经过了精心的剪裁与加工，且语涉怪诞，谅非当时史官的实录，当是出自后来瞽史的讲诵。
《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山海经》《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先秦文献均有大禹治水的传说。《尚书·洪范》载箕子讲述洪范九畴的来历时，也讲述了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从新发现的遂公
铭看，《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则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在西周已相当流行，应该相信是来自远古的口头故事。《禹贡》也记载有禹平治水土、任土作贡之事，前半部分对“九州”的叙述多为韵语，具有一定的程式和套语，也应来自自古相传的口头传统。
《尚书·吕刑》开首云“若古有训”，紧接讲述了蚩尤、重、黎、伯夷、禹、稷等上古人物的故事。《逸周书·尝麦》涉及黄帝、炎帝伐蚩尤的战争，夏五子作乱等历史故事，而称为“古遗训”。《左传·襄公四年》魏绛所引《夏训》，讲述了后羿代夏、少康复国的历史故事。《国语·郑语》史伯讲褒氏的来源，所引《训语》，述及夏史，语涉神怪，显为传闻故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一篇，文王也是通过向武王讲述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和上甲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这两个历史故事来阐发“中道”。而关于王亥的事迹亦见于《山海经》《天问》《世本》等传世文献，说明也是一个起源很早的口头传说。所以，此类以“训”为题的讲史文献可以看作瞽史讲诵的产物。
《尚书·无逸》载周公训诫成王时例举殷太宗、中宗、高宗各自的经历与德政，周公以“我闻曰”打头，说明其所述渊源有自；其对殷三王的享国年数也言之凿凿，可能是以流传下来的瞽矇在仪式上所诵读的世系类文本为蓝本和依据。此外，《尚书》《逸周书》中的一些“我闻曰”“我闻唯曰”下称引的一些历史故事，也很可能是闻之于瞽史的讲述。
《逸周书》中的《寤儆》《和寤》《武寤》《大聚》《武儆》《本典》《史记》等篇章也是春秋早期瞽史宣讲的记录。《文儆》《寤儆》《武儆》《史记》将现实和梦境混在一起，还有多篇文章具有重复的话语、韵文形式和以数为纪等特征，都是瞽史加工故事留下的痕迹。这种重复语如同“常备的片语”，它们组成瞽史讲述时的核心话语[74]。
据《周礼》所载，周代有训方氏、诵训氏，记诵有大量的口头文献，职掌讲述四方久远之事、各地的传说和各诸侯国发生的事件。《逸周书·史记》也有左史戎夫给穆王讲史的记录。所以，三代时期，讲史不只限于瞽史，但以瞽史的讲述最为突出，可以作为讲史一类人物的代表。
由此看来，三代散文传播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口头传统。其在时间上跨越上古、夏、商、周；其内容既有史实的质地，又含有神话因素。有的语涉怪诞，表现出了想象的张力，颇具文学性和故事性。这种述历史于故事的方式，既使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得到了传播，具有教育功能，又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因而瞽史在三代散文传播中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