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学说
扬雄在《法言》之前的《解难》中已经提及孔子思想学说，《汉书·扬雄传》全文收录《解难》，其中有：“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臧，定万物之基。”[28]扬雄认同《周易》经传的创作是经过伏羲氏、周文王和孔子的共同努力才最终完成，孔子通过进一步解释发挥《周易》的爻辞，开启了人类认识天地万物的根基，说明扬雄早就注意到了《周易》在整个孔子思想学说中的重要性。扬雄对孔子思想学说的其他评价与认识更多见于《法言》，后世学者对《法言》中孔子儒家思想学说的继承与创新研究甚多，不再赘述，不过如下几个方面值得重点阐述。
第一，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金春峰认为《法言》“虽然简单，没有展开，但是言简意赅，极具针对性、批判性、战斗性。它‘言之有物’，在同时代，是富于思想见解的高人一等的作品。”[29]扬雄清醒地认识到孔子思想学说从其诞生一直到自己所处的时代都不断遭到歪曲、偏离和破坏，他要正本清源，坚决捍卫和恢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正统性。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指出了扬雄撰写《法言》一书的主要目的，“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记（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30]扬雄将“诸子”作为批判对象，借此维护和树立孔子的儒家思想学说。“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法言·君子卷》）扬雄认为只要是与孔子思想学说不同者就可称为“诸子”，孟子和孔子二人的思想学说不异，扬雄就将孟子排除在“诸子”之外，因而扬雄才会自比为孟子，“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法言·吾子卷》）。钟书林认为“汉代以后，‘诸子’开始用于指先秦至汉初的各派学者或其著作。”[31]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法言》中所针对的“诸子”大致就从先秦至扬雄所处的时代。扬雄对先秦时期的法家、纵横家、名家、墨家、道家和阴阳家等“诸子”都提出了批评，并且认为孔子的思想学说远在其他学说之上，“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法言·君子卷》）同时西汉时期的今文学家们在解读孔子思想学说时常常暴露出烦琐而不得要义的通病，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有明确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32]扬雄对这种儒学内部的急功近利学术研究风气也予以尖锐批判，认为“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或曰：‘童而习之，白纷如也，何其较且易？’曰：‘谓其不奸奸，不诈诈也。”（《法言·吾子卷》）扬雄认识到孔子的思想学说特点是明白而平实，它不以奸邪对待奸邪，不以诈伪对待诈伪，这显然指向当时今文学派的故弄玄虚。扬雄甚至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西汉前期的经学大师，“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法言·渊骞卷》）董相即董仲舒，他援引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之言来解说《春秋》，堪称西汉时期最重要的今文经学大师，为今文学家所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33]扬雄则指斥“邹衍迂而不信”（《法言·五百卷》）扬雄对邹衍阴阳学说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建立在其基础上的董仲舒思想的否定。夏侯胜和京房都是经学界的著名人物，但扬雄把他们也列为“灾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法言·问神卷》）究其原因，他们三人的经学都是“杂”而不纯，与正统的孔子思想学说相去甚远，充分显示出扬雄力图要把阴阳灾异之说等“析辩诡辞”与孔子思想学说完全区别开来，从而恢复孔子儒家思想学说的正统性。
第二，贯穿朴素的辩证思维。扬雄对孔子思想学说做出评价与认识的过程中贯穿着朴素的辩证思维这条重要线索，这一点未被许多研究者仔细关注和深入挖掘。班固在《汉书·扬雄传》中提出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34]之说，“经莫大于《易》”是汉儒普遍认可的共识。后世学者认为《太玄》完成于《法言》之前。扬雄在《法言》中谈到了创作《太玄》的目的，“或曰：‘《玄》何为？’曰：‘为仁义。’”（《法言·问神卷》）显然，扬雄拟《周易》而作的《太玄》是为了发挥儒家仁义之道。刘韶军认为：“孔子的思想已通过《易传》的形式，与《周易》沟通，《太玄》于此继承了孔子的传统。这方面的内容，充分反映在《太玄》八十一首及《摛》等十一篇中。”[35]《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直为孔子所重视，孔子通过认真研读和删修《周易》来阐述其儒家思想学说。从现存《易传》的内容看，共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凡十篇，合称《周易大传》。“《周易大传》十篇，汉人以为孔丘所作，实际大都作于战国时代，不出一人之手。”[36]《周易大传》究竟是何人所作已很难考证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扬雄在拟《周易》而作《太玄》时至少对《周易大传》的思想框架是了解的，并自觉运用《周易》和《周易大传》中的辩证思维，将其贯穿在《法言》中来评价与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系辞下传》）[37]指出为道变易是贯穿《周易》始终的核心思想。除此之外，《周易》也讲求道之恒久，“《彖》曰：恒，久也。……‘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卦·彖传》）[38]其中“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一句指出圣人坚持不懈、毫不动摇地坚守正道就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可见《周易》中所谓的道兼具变易和恒久属性，这属于中国古代典型的朴素辩证思维。因此，扬雄一方面强调孔子思想学说的恒久性和权威性，“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类，莫能加也。贵无敌，富无伦，利孰大焉？’”（《法言·五百卷》）孔子思想学说可谓贯通百代而没有什么缺陷，屏蔽天地而没有什么不够，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没有哪种思想会超越。“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继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它道，亦无由至矣。”（同上）继周者要治平天下，舍孔子之道再无它途。扬雄另一方面强调孔子思想学说的变易性和相对性，“或曰：‘经可损益与？’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法言·问神卷》）圣人的学说并不是天生就那个样子，需要适应时代而不断创新变化。“或曰：‘以往圣人之法治将来，譬犹胶柱而调瑟。有诸？’曰：‘有之。’曰：‘圣君少而庸君多，如独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圣人之法，未尝不闯盛衰焉。’”（《法言·先知卷》）如对孔子思想学说抱残守缺就好像在漆黑的夜晚盲目摸索，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圣人之法也有盛衰变化，并不是古今一律。扬雄对运用圣人之道在治国方面的总体观点是“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法言·问道卷》）。其实这在之前的《太玄》中已有非常具体的论说，“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太玄·玄莹》）[39]道有因革论中的“因”是对事物的继承，而“革”是对事物的创新，“因”“革”关系大体可以理解为对以孔子思想学说为代表的圣人之道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冯友兰认为扬雄“看到‘因’和‘革’的辩证关系，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规律。这是对《易传》的‘革之时大矣哉’的思想的一个发展。”[40]进一步说明了《太玄》《法言》对《周易》中朴素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构筑自我成圣的梦想。扬雄认为孔子已经知道自己的思想学说在当世不能实现，所以就传给后代的君子去实现，“或问：‘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则载而恶乎之？’曰：‘之后世君子。’曰：‘贾如是，不亦钝乎？’曰：‘众人愈利而后钝，圣人愈钝而后利。”（《法言·五百卷》）其中“圣人愈钝而后利”一句是指圣人孔子喜欢眼前吃亏而最后得利，扬雄对孔子思想学说的历史验证做了概括。先秦时期孔子思想学说的推行确实处处碰壁，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却得到了独尊，西汉时期的经学家们在道德和政治层面已经将孔子追捧为“素王”，扬雄亲自见证了孔子思想学说大行天下，这极大地触动和感染着扬雄，让平生不得志的扬雄对人生未来充满了希望，构筑起凭借自己文章才学和思想言论日后也能像孔子一样成名成圣的梦想。班固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在《汉书·扬雄传》中记载扬雄“自有大度，非贤哲之书不好也。”[41]“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42]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扬雄在《法言》中改变了早期《反离骚》中对屈原的评价观点，“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法言·吾子卷》）扬雄认为屈原虽然未能实现政治抱负，但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光辉灿烂的诗篇，屈原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成了扬雄真正推崇的圣人之一，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扬雄“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理想追求。尤为重要的是扬雄为自己能够成圣树立起了理论依据，“或问：‘鸟有凤，兽有麟，鸟、兽皆可凤、麟乎？’曰：‘群鸟之于凤也，群兽之于麟也，形性。岂群人之于圣乎？’”（《法言·问明卷》）意思是说鸟和风、兽和麟之间的差别不过是种类的差别，群人和圣人之间是同类，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扬雄的这个观点与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43]的说法相近，旨在说明人人都可成圣。扬雄自己也大胆表露了个人心迹，“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户哉！户哉！吾独有不户者矣。’”（《法言·吾子卷》）这段话中扬雄将自己和孔子并举，一方面指出孔子思想学说是通向大道的门户、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和最高真理；另一方面针对别人的提问，扬雄连续两次肯定地回答说自己也是门户，并且反问别人难道他不是门户吗？很显然，扬雄在内心深处确实不断构筑着如同孔子一样能被后人尊崇为圣人的梦想，所以他可以拟《周易》作《太玄》和拟《论语》作《法言》，从而实现追齐圣人的梦想。扬雄这种为实现梦想的举动在当时绝大多数泥古不化的读书人眼里自然会被视为离经叛道，“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盖诛绝之罪也。自雄之没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44]尽管如此，扬雄的著述终于还是为后世所知。西汉时期著名学者桓谭是扬雄的好友，《汉书·扬雄传》记载了他对扬雄著作的评价：“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45]另外，桓谭在其著作当中也论及扬雄应有的历史地位：“张子侯曰：‘扬子云西道孔子也，乃贫如此。’吾应曰：‘子云，亦东道孔子也。昔仲尼岂独是鲁孔子？亦齐楚圣人也。’”（《新论·启寐》）[46]历史证明扬雄构筑的自我成圣梦想基本上实现了，后世学者不断对《太玄》和《法言》进行研究，它们和扬雄创作的辞赋一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跟他的老师桓谭一样也对扬雄推崇备至，以至将扬雄与孔子相提并论，他说：“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论衡·自纪》）[47]“唐至北宋的五百多年间，扬雄不仅声名鹊起，而且其声望尤其是在儒学道统中的地位不断跃升，甚至被抬高到仅次于孔子的地位。”[48]在北宋众多的扬雄崇拜者之中，以司马光对扬雄的推崇最甚，他说：“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说玄》）[49]虽然后有南宋朱熹等对扬雄人格的贬斥与否定，但总体来说扬雄至少在数百年间的地位是等同于圣人的。
综上所述，扬雄正好处在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黑格尔认为“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50]，扬雄对孔子的评价与认识就是一个没落时代的哲学家对孔子儒学发展及命运的深沉忧思，并且在此过程中感悟到孔子作为圣人能够给予自我安身立命方面许多的智慧启迪和精神动力。扬雄对孔子的综合评价与认识堪称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确实值得后世学者认真研究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
【注释】
[1]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边家珍：《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15、3517、3521、3583页。
[4]同①。
[5]同①。
[6]纪晓健：《汉魏六朝楚辞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15、3517、3521、3583页。
[8]刘跃进认为汉平帝刘衎元始三年（3），扬雄56岁，作《法言》。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07页。徐复观认为《法言》“应完成于新莽始建国二年（10），他投阁之前，即在他64岁以前”。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2），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461页。杨福泉认为新莽始建国元年（9），扬雄62岁的时候完成《法言》。参见杨福泉：《扬雄年谱考订》，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王青根据汤炳正《扬子云年谱》的说法，认为《法言》的成书年代在始建国元年（9）。参见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183页。郭君铭认为“任何对《法言》创作年代的推断都无确证，我们只能大致地推断《法言》的创作在《太玄》完成之后，完成于他临终前。”参见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巴蜀书店2006年版，第35页。
[9]本文关于《法言》篇章的内容均引用于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2013年版。
[10]本文关于《论语》篇章的内容均引用于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朱熹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2]李炳海：《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22、3575页。
[14]同①。
[15]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16]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第249、186页。
[17]同①。
[18]杨树增、陈桐生、王传飞：《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9]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49页。
[20]《朱熹集注·四书章句集注（上）》，第63页。
[21]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第188页。
[2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65～3566、3572页。
[23]王以宪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扬雄52岁，作《解嘲》。参见王以宪：《扬雄著作系年》，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3期。刘跃进认同王以宪的观点，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第414页。杨福泉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扬雄52岁，作《解嘲》。参见杨福泉：《扬雄年谱考订》，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胡安顺、郭芹纳认为作于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参阅胡安顺、郭芹纳：《古代汉语》（下册）（修订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18页。
[24]同①。
[25]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页。
[26]黄开国：《一位玄静的儒学伦理大师——扬雄思想初探》，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41页。
[27]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44页。
[2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77、3580页。
[29]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9页。
[30]〔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77、3580页。
[31]钟书林：《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研读十二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3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620页。
[33]〔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4页。
[3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83页。
[35]刘韶军：《太玄校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6]王国荣、曹维劲：《20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37]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246页。
[38]同①。
[39]〔汉〕扬雄撰，〔宋〕司马光集注：《太玄集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0页。
[4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4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14、3583页。
[42]同①。
[43]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61页。
[4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3585页。
[45]同②。
[46]〔汉〕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页。
[47]〔汉〕王充：《论衡》，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79页。
[48]纪国泰：《“西道孔子”扬雄》，巴蜀书社2012年版，第90页。
[49]〔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5》，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45页。
[50]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