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除四言体之外，汉代铜镜铭文中另一种最为常见的诗歌体式是七言体。早在西汉中期，七言句就已在铜镜铭文中十分流行，到新莽、东汉时期，成为镜铭诗的主流句式。从现有资料来看，在汉代镜铭中所保存的诗歌里，七言体所占的比重最大，其在节奏、押韵等方面表现出的特征，与传世的汉代七言诗非常相近，对于了解七言诗在汉代的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现举例如下：
湅治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祥，与天无亟如日光，千秋万岁乐未央。[24]
上此大山见神人，久宜官秩保子孙，君食玉央饮礼泉，参驾蜚龙乘浮云。[25]
桼言之始自有纪，湅治锡铜去其宰，辟除不详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26]
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常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青盖为志何巨央。[27]
陈氏作竟大毋伤，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朱鸟玄武顺阴阳。[28]
张氏作竟宜侯王，家当大富乐未央，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世世昌，为吏高迁带金黄。[29]
根据《前汉镜铭集释》《后汉镜铭集释》两篇文章的断代，前三首作于西汉中后期，后三首作于新莽至东汉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早在西汉时期，镜铭中的七言体在句式结构上已基本定型，直到东汉时期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些诗歌，一律采用“四/三”的节奏，基本上句句押韵；每首诗的句数不一，既有单数，又有双数，在形式上与汉代文人七言诗基本一致。如西汉刘向《七言》逸句“博学多识与凡殊”“时将昏暮白日午”“朅来归耕白日午”[30]等，每句皆采用前四后三的停顿方式，崔骃的《七言诗》曰：“鸾鸟高翔时来仪，应治归德合望规，啄食湅食饮华池。”[31]此诗“仪”“规”“池”三字押韵，单句节奏也与镜铭完全一样，除此之外，张衡的《四愁诗》、曹丕的《燕歌行》、民间歌谣中的“信哉少林世为遇，飞被走马与鬼语”[32]“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雄与大姓”[33]在押韵、音顿方面都与镜铭中的七言体并无二致。这说明，七言镜铭已具备了汉代七言诗的体制特征，应当纳入七言诗的考察范围；另一方面，由七言诗在两汉镜铭中的保存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迟到西汉中期，汉代七言诗的体制已基本成熟，尤其是西汉镜铭中常出现“桼（七）言之纪造镜始”“桼言之始自有纪”等语句，称镜铭是七言体的发端，这当然是夸张之辞，但它却足以表明这种七字一句的写作方式已在西汉民间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应用。
七言诗之所以被大量铸刻在铜镜背面，与早期七言体的体式特征和汉镜铭文的某些特性有着一定的关系。就这一诗体本身而言，除了“四/二”节奏这一明显的特点之外，其“句句押韵，可以单独成章的基本特征决定了七言体韵文的篇制是单句散行的连缀”[34]。这一点，在桓帝年间的《太学中谣》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从《古诗纪》的完整辑录来看，这组歌谣共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五章，其中《三君》曰：“天下忠诚窦游平，天下义府陈仲举。天下德弘刘仲承。”《诗纪》注曰：“一云‘不畏强御陈仲举，九卿直言有陈蕃’。”[35]《八俊》一章曰：“天下模楷李元礼，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冰凌朱季陵，天下忠贞魏少英，天下好交荀伯条，天下稽古刘伯祖，天下才英赵仲经。”[36]《后汉书·党锢列传》也对《太学中谣》有所记载，其中有一段是：“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37]对比《后汉书》和《诗纪》的记载，便不难看出，这组歌谣的最初形态应当是每一句单独成为一章，歌唱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自由缀合。另外，汉代的一些歌谣甚至单句独立成篇，如东汉初年的《董少平歌》只有一句：“枹鼓不鸣董少平。”[38]这些都体现了汉代七言体“单句散行”的体制特色。这一特征，使得“早期七言体在成体之初特别适用于那些不需要句意连贯的韵文体”[39]。前文曾经提到，汉代早期镜铭最主要的形式特点是其中的多数诗歌是由程式化的套语自由拼合而成的，单句的意义相对独立。这一现象在西汉中期以后的镜铭中仍然存在，再加上镜铭本身只是制作铜镜的工匠为了装饰镜背，宣传铜镜的好处，表达世俗愿望的文字，句子之间的衔接、搭配比较灵活，故使用句句押韵、可单句散行的七言体，便于语句的拼合和句子位置的调整。如上文所举的几首镜铭诗中，“子孙备具居中央，常保二亲乐富昌”二句在第三首中是第五、六句，位于描写纹饰内容和表达长寿愿望的语句之间；在第六首中，则是第三、四句，与表达富贵、高官的吉祥语相连属。
另一方面，西汉中晚期以后，随着纹饰题材的丰富、布局的变化和镜背所能容纳的字数的增加，镜铭的表达功能亟待提高。前期一度流行的四言镜铭诗由于单句字数简短、不适宜单句连缀成长篇的缺点，使得这一体式在表达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流传至今的汉代七言体，既可用于品评人物、议论时事的歌谣（如前引《太学中谣》《董少平歌》），也可用于歌功颂德（如崔骃《七言诗》）、抒发个人情感（如张衡《四愁诗》、曹丕《燕歌行》）的文人诗，甚至一些辞赋、字书、道藏歌诀也往往以七言句式写成。可见，在汉代，相比于四言，七言体在表现功能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更能适应纹饰多样化、铭文篇幅增大之后的表达需要。因此，到了东汉时期，七言诗成为铜镜铭文中诗歌的主流体式，而四言体数量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