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解缙的河州诗尽管在其全部创作中所占比例不大，但是在诗人的创作生涯中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解缙被贬河州尽管时间较短，但这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却使一位南方诗人充分体验了大西北的山水地貌和风土人情，增加了阅历，开阔了视野，也使诗人的思想得以升华。如果说被贬以前解缙仅仅以才子官僚的面目出现在朝堂之上，才华横溢而又偏激固执；那么，经过贬谪生活磨砺的解缙在感受了世态的炎凉，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后，则更加成熟，锋芒毕露的个性有所收敛。另外，河州之行也开阔了诗人的视野，诗歌创作题材大大拓展。有些在河州时期曾大量创作的题材，如思亲之作，在诗人离开河州后则成为绝响。解缙被贬河州是其人生中第一次以被贬官吏的身份远离故乡和亲人，再加“慈闱弃世已经年，九十严亲雪满巅”，情绪之低沉可想而知。其实，诗人的父亲在他被贬当年冬月即离开人世，但生活在河州的诗人对父亲的辞世并不清楚，反而写下大量思念父亲的作品。在《文毅集》中，思亲之作都全部创作于河州，这更体现了解缙河州诗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

其次，河州之行对解缙诗风的转变有着明显的影响。解缙在被贬河州之前的诗歌，多写其理想，充满阳刚之气。具体而言，在获得功名后，诗作虽多官场应酬之作，如《早朝赐宴》《呈诸阁老》等，但诗中却透露出一种少年得志的豪情。回归故乡的八年时间，诗人几乎没有写诗，以这个时期的遭遇为题的诗作很难见到。“十年之期”，诗人埋头苦学，期待着卷土重来。遭贬河州，才使解缙人生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他把痛苦郁闷内敛于豪迈之中。如果说被贬前解缙诗在豪放中流露出得意，那么，河州诗则在豪迈中渗透着悲凉和幽怨。对于解缙的诗风，论者多以为与李白近似。如朱彝尊《明诗综》载：“杨东里云，大绅诗豪宕丰赡，颇似李杜。黄廷臣云，学士古体诗入《太白集》中，孰别其为近时之作？”［7］791黄谏《文毅集序》也说：“其诗如古体诸篇，使入《太白集》中，孰别其为近时之作？其言非雕琢，其意卓然有见而非泛，其气象严峻凛然而有不可犯之色也，岂非一代雄伟俊洁宏博硕大之才也？”［8］《文毅集》中有《采石吊李太白》《吊李太白》等诗，表达了诗人对李白的推崇和追慕。另外，《文毅集》卷十五有《说诗三则》，集中体现了解缙的论诗主张。解缙论诗，继承宋代严羽诗论，对盛唐诗推崇有加。横溢的才气、非凡的抱负、狂傲的个性，使得解缙之诗大气磅礴，平中见奇，似天马行空，空灵而飘逸，绝似太白风格。解缙诗的主导风格是雄壮豪迈，而这一风格也在解缙河州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殊的境遇和独特的环境会影响诗人的艺术风格，解缙以一名谪官的身份来到河州，热衷于政治的雄心遭到了创伤，诗歌自然要抒发其内心的痛苦与失意，因此解缙的河州诗中又多有一种不平之气。如：“几年不见南回雁，真个河州天尽头。”（《登镇边楼》）又如：“只道河州天尽头，谁知更有许多州。”（《寓河州》）在貌似平实的抒写中，蕴藏着郁勃不平之气。

解缙才华横溢，才思敏捷，诗作多率意遣词，不事雕琢。解缙本无心于诗，诗只是其展示才情，抒发胸怀的工具，所以在诗艺上很少下功夫。这一点也一直为论者所诟病。如俞汝城曾说：“解学士才冠一时，积学尤富，发为诗文，宜无与敌，乃多率意遣辞，不事磨炼，若信笔游戏者然。盖在国初风会，习尚使然也。”［7］791但朱彝尊却对解缙率意为诗给予肯定：“学士诗敏捷不大推敲，其言曰：‘宁为有瑕玉，莫作无瑕石。’其立意故如是矣。”［9］146其实，作为才子之诗，解缙诗全以性情为之，绝不刻意雕琢，可雅则雅，可俗则俗，以抒发情怀为准则，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缙在河州的经历和诗歌创作对其诗风的改变和成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解缙河州诗的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对解缙诗的整体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解缙在河州诗中流露出更加坚定的自信和自负心态，也昭示着他回京以后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