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观点的汇聚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一部面对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工具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作家、作品、文体、创作规律等问题只是给出现成的评价和结论，而未引证材料加以论证。但是，该书汇聚了西方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的很多学术观点具有极强的前沿性和探索性。以下举例说明。
第十二章“骚、赋、骈文和相关体裁”不恰当地将骚、赋、骈文归属于诗歌一类，对于楚辞的起源等问题也未涉及。但是，它对楚辞的形式特征、代表性作品和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等问题的论述却十分独到。此章的撰者康纳瑞（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指出：“《楚辞》——特别是《离骚》和《九歌》，连同《诗经》一道，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了中心地位，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奠基性文本。它们的主题精神——通过其内容和后世积累的评介，意象的诡谲神秘特征以及它们形式上的独特性混合在一起，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楚辞》自成书之后的近两千年来，就一直是意象、引用、典故和文学原型的主要资源。如果没有《楚辞》的存在，中国诗歌传统的面貌将会大不相同。”（第244页）这个总体评价还是相当准确的。在叙述赋体从两汉至明清的大体发展脉络时，撰者也对具有代表性的赋作予以精要的评价。如建安赋里，撰者以王粲《登楼赋》为例评价说：“《登楼赋》共有五十二行，几乎完全以‘离骚’体写成。句式对偶占了全篇的几乎四分之一。赋中提到了当代政治事件，并少量使用了来自《左传》和《史记》中的典故——《左传》与《史记》是整个东汉文学作品共同的用典来源。”（第255页）若非对整个赋史和东汉文学做过细致研究，是很难对其用典来源有如此肯定的结论的。撰者还认为：“有论者称对偶非常适合于常记诵或吟诵文本的文学环境。但是，这种论断稍显武断。骈文并不比散文更容易记诵。骈文繁缛而用典繁多，用词也经常生僻炫目，所以它可能是文言文诸表现形态中最具文学特质的一种。”（第258页）这既有力地反驳了通行的以骈文为口语文学的论点，同时也精要地概括了骈文的实质特征。
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在“公元前200至公元600年的诗歌”一章中简要叙述了从汉代到隋代的诗歌演变历史。除了惯常的年代和地域这两条主线外，还关注了中国诗歌格律化的过程，创作中模仿和互文的显著地位，新的诗歌子类如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的生成演变，以及宫廷文人集团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他还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新观点，如“《古诗十九首》和《十五从军征》的不确定身份暗示着古诗也许起源于乐府”（第272页）。撰者据《古诗十九首》表达的都是人所共有的情感，而非某个特定作者的独特感受。这种情形与表演给听众（观众）的乐府诗有类似之处，因而断定前者起源于乐府诗。比之传统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出自“失意文人”之手的笼统判定更有说服力。
萨进德（Stuart Sargent）在第十五章的《词》中，将词的起源置于席卷从波斯到日本的亚洲文化和泛亚洲音乐的背景下，认为“在词的诞生过程中，分节而可以咏唱的诗歌演化到小令，可谓跨越性的一大步。它使诗人能够有新的方式处理复杂的情感。第一节回忆往昔，另一节描写如今，或者第一节讲述一个事件，另一节则侧重于单纯的意象。甚至当诗人（如韦庄）典型地‘跨过’了分界，在时间框架中或者语言风格上毫无区分时，音乐结构（不管是一段重复旋律，还是插入过渡乐段）也会将所描述的事件一分为二。（典型西方诗歌中的叠句副歌部分在中国的词中是避免出现的，不过音乐应该会有重复旋律。）这就造成了节与节之间无声胜有声的关系，这促生了一种意味，即个体感情流溢在整首诗中。”（第347页）还指出：柳永对慢词的贡献是“从民间歌词中借鉴了‘领句字’来协助构建起单元结构。（第348页）”而秦观“将柳永首先采用的结构技巧，与柳永丢弃的较为意象化和较含蓄的语言传统结合起来，开创了一种‘柔婉精微’的词风”（第348页）。到了苏轼，“似乎将颠覆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别视为己任。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十篇难以确切分类的作品既收录在词中，也收录在诗中，大概会窃笑。”（第349页）辛弃疾的创新方式也很独特，他“会摘抄如《庄子》中的段落，以词的格式进行改写。宋代的许多文学作品都如此把玩如海洋般的前人文本，而辛弃疾只是将这种把玩推到了极致”（第352页）。撰者认为，辛弃疾和宋代文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普及导致的前代文学文本由抄本让位于印刷本。
麦大伟（David McCraw）在第二十三章叙述清代词史时，评价了以往很少被关注的女词人吴藻、顾太清的词，在近代现代词方面还涉及毛泽东的词，并提及词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其论述采取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故取材更广；另外从政治文化角度解读毛泽东的词，也比较新颖。这些观点以及其背后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理念都令人耳目一新。
奚密（Michelle Yeh）第二十四章中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诗的最大特点是表现形式、思想内容和创作语境等方面的革命性。在否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后，诗歌不仅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传统的中心地位，而且面临着一种很尴尬的问题：在西方诗歌传统的束缚下如何凸显自身的中国性。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以及香港地区的诗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况，这是不同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政治现实的影响导致的。虽然如此，两岸三地诗歌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处理西方诗歌传统与接续中国诗歌传统。这个问题也是当代中国诗歌应当思考的问题。
一部新的文学史，是一次检视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机会。《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上有诸多新表现，对我们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比较研究的方法。这部文学史的撰写者都站在中西比较的立场上看中国文学史的规律和问题。比如第四十七章论及汉乐府的特点时，白安妮指出：“西方民谣中的许多特质在绝大多数佚名汉代乐府歌辞中都得到了体现，可以概括如下：口头起源；以表演为目的；具有韵律上的一些不规则性；不加修饰的艺术形式；口语特征、直接引语和无意义的词汇；一些世俗的表达和题材；乡村的表达和观点；俗套的表达和程式性结构；表现的普遍性；刻板的人物塑造；冷静中立；一些前后不衔接而突兀的句子过渡；包含一些对话；副歌部分；熟悉的材料；音乐背景或者伴奏。”（第1057页）这些在西方歌谣研究中形成的口头诗学研究理论，既涉及汉乐府诗的起源、功能、传播语境等外在方面，同时也涉及思想观念与情感、语言形式、文体形态等内在方面。有很多问题，如句法、副歌、素材套用、程式化表达等，都是以往中国研究汉乐府的学者较少涉及的。
第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作为一部具有工具书性质的中国文学史，很容易流于宏观而缺乏细节的叙事困境。然而编者在各编各章中采用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比如，全书篇幅最长的第二编向读者介绍中国诗歌从远古时期至现当代的演变进程，共包含十四章，既有依时间顺序编织成的各类诗体形式递嬗的宏观把握，也有以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为节点和细节的微观阐发。编者尤其注意易代之际代表性作家在诗体形式传承与革新方面的承前启后性，常常以此为关键节点，将诗歌演变与存续织成一张大大的立体的网。此编各章表面看是按时间先后顺序依次叙述诗人和诗作，但实际上有整体性的设计。
第三，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并重的理念。文学不是孤立的社会历史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学演变历史往往是政治、文化、宗教等外部原因和文学自身内部规律双重作用的结果，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哥伦比亚文学史》总体上以西方文学四分法为框架，逐一展开中国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演变史的脉络，似是偏重于对文学自身演变规律的揭示，但其第一编、第六编、第七编均是对中国文学起源、发展、演变的外部因素的条分缕析，显示出内外并重的文学史观。如在第一编中，编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主体“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既包括历史上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汉族，也包括边疆地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少数民族。中国文学研究的版图中应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在第五十一章中讨论了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承现状等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一领域，“最缺乏的是对少数民族原汁原味的作品而非中文译本的文献学研究。另外还需要对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主题、母题，以及其他文学元素和语言特征的跨文化借用，进行一番彻底考察。只有这样，中国各民族文学的所有各种脉络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才可以慢慢呈现在我们面前”（第1165页）。这显然是涉及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等与文学的关系。
第四，问题为导向的叙述方式。美国大学的文学系没有系统的文学史课程，而是习惯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学教育，因此《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很少有平铺直叙的地方，大到对一个时代文学的概述，小到评价一篇具体的文学作品，都突出问题意识。即便是在以介绍概况和描述演变进程为主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四编中，也有许多吸引读者的新鲜的问题点。第一编和第六、第七编本身是一种探索，就更不用说了。如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在第六编第四十三章《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中，从散文文体风格理想、修辞实践等三个问题入手梳理了中国的修辞传统。再如刘禾（Lydia H.Liu）在第五十二章叙述现代中国语言和小说的诞生时，特别指出，晚清以来翻译的作用和传教士的贡献。这就是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和叙述。
第五，自觉的建构理论范畴的意识。尽管在一些地方有以西方文学批评标准和理论模式权衡中国文学史之嫌，但总体来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还是体现出自觉的建构理论范畴的意识。例如第二编《诗歌》对诗、骚、赋、词等创作与传播接受进程的描述，就试图构建一种基于中国诗歌生成传播的仪式语境的诗、乐、舞、画一体的诗歌理论，归纳出以引用、仿写、改写等为特征的创作方式，以选本、总集、注疏、评点为主的批评方式等，这些都富有理论建构的特点。又如，该书第五编将中国戏剧分为传统戏剧文学与话剧，界定了传统戏剧的概念与外延，区分了戏剧表演与剧本文学，确定了中国戏剧前史与戏剧形成、发展的具体时间和标志性事件，探讨了演员的表演和剧本的创作传承。篇幅虽不长，却有一个相对完备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