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节”“学问”兼备的作家论
王昶“论词必论其人”说及其作家论
武云清｜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人品与文品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二者的关系问题，一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所重视。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知人论世”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强调颂诗读书要知人，将作者之为人与作品相联系，这一思想在后世得以广泛延续。宋代苏轼认为“其文如其为人”[2]，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强调“评诗之品无异人品”[3]，中期学者纪昀亦有“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4]的说法，他们皆主张人品与文品相一致，将人品作为评价文品的决定性因素，代表了中国历代大多数批评家的立场。作为乾隆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捍卫者，王昶十分关注作家的德行修养，并沿袭了这一主流观点。
与孟子一样，王昶极为推崇“知人论世”的重要性。乾隆十八年（1753），在写给主试官梦麟的书信中，他指出“不知其人”之弊：“迩者学政矫枉失正，谓不知其人而取之，可以免于议论，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于国家悉赖焉。”[5]国家取士，不知其人虽然能免遭讥议，但并非有助于选取真正有才之士，长远来说对国家不利。乾隆三十九年（1774），寄予彭端淑的书信中再次强调“诵诗知世”之说：“古人录诗，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若《箧中》《谷音》《天地间》诸集。诗不必皆工，不工不足以为颣，期于诵其诗，可以知其世。”[6]选本中所录诗歌不一定都要写得很好，因为选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诵诗知世”，重申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在王昶看来，不管是选拔人才还是编选诗歌，对作家为人与身世的了解，都应该予以重视。因此，他晚年明确阐述“论词必论其人”之说，主张作家的个性气质与道德修养是决定文学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与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追求相一致。
一、“论词必论其人”的内在意蕴
清代前期，朱彝尊提出“诵诗者，必先论其人”[7]的观点。乾隆时期，沈德潜也认为人品关乎文章之好坏：“圣贤之言，无一不切于实用，学者果一一体之于心，验之于身，操存涵养之有要，扩充措施之有方，将为真文章者，必能立真人品，立真人品者，必能建真事功，纯儒出其中，名臣亦出其中矣。”[8]惠栋也主张“德行乃诗之源”：“余读其诗，冲夷容与，雅有先贤风制，因作而叹曰：君制行卓荦如此，此诗之源也。以是发诸歌咏，宜其言之有物乎！”[9]诗论中亦有“读其诗如见其人”[10]之说。王昶或受诸贤影响，但他更加强调作家品格对作品的这种决定作用，以为人品决定文品，作家的人格品质是制约作品的关键因素，将此奉为文学创作的圭臬，具有儒者品格，才能写出有裨于世道人心的作品，“非嗜古爱博、性情萧旷之士，孰能几于此”[11]。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已六十的王昶为江昱《梅鹤词》所作序言中详细阐述了“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的观点：
余常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未免于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观，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算矣。由此推之，则君词之标格气韵可知也已。[12]
他认为，晁端礼、万俟咏、康顺之等词人因人品不济而词庸俗不堪，周邦彦也不免于此。所以，王昶鄙夷北宋周邦彦而推崇南宋姜夔、周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早期浙西词派崇尚姜夔的“醇雅”风格而言，王昶更加推崇姜夔的道德修养和个性气质。姜夔、史达祖同是南宋词人，亦同为浙西词派的宗法对象，正如清末谢章铤所言：“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13]雍乾之际，浙西词派举起“家白石、户梅溪”的大纛。词派创始者朱彝尊也明确指出：“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14]史达祖属姜夔一派词人，理当同尊。王昶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声称姜、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史达祖有平原之败而受黥的人生污点。在权相韩侂胄在任之际，史达祖最受宠信，负责撰拟文书，“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柬札，至用申呈”[15]。而韩侂胄因制造“庆元党禁”、罢黜朱子等道学家，为后人诟病，《宋史》将其列为“奸臣”。韩侂胄败后，史达祖受牵连而遭黥刑。在王昶看来，就人格修养层面而言，史达祖与姜夔犹同“名倡妙伎”与“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一样，前者远不及后者，并由此断定史达祖之词也无法比肩姜夔。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也不满史达祖的人品：“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文章，可以并传不朽。而乃甘作权相堂吏，致与耿柽、董如璧辈并送大理，身败名裂。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矣。”[16]但陈氏却肯定史达祖之词，以为其“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的佐证，这与王昶“论词必论其人”的思想截然相反。
与周邦彦、史达祖等词人不同，姜夔具有“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的道德修养，所以与王沂孙、张炎这样的“故国遗民”一样，成为王昶心目中之人格典范，而其词必然“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嘉庆三年（1798），王昶为姚阶《国朝词雅》作序时再次说道：“然风雅正变，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庄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彦辈，不免杂于俳优。后惟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泪落，有如陆氏文奎所云者。为《三百篇》之苗裔，无可疑也。”[17]姜夔、张炎等词人之所以备受王昶崇尚，一方面是由于其“高贤志士”“故国遗民”这样的高尚人格，另一方面则是此种人格影响下的作品创作，“哀时感事，缘情赋物”，“托物比兴，因时伤事”是他们以词寄情的主要方式，目的是为了表达“闵周哀郢之思”“《黍离》周道之感”。同时，王昶还指出，这两方面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假如作家人品低劣，必然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水平。王昶早年为张熙纯《华海堂集》所作序中说：“三代以后，士人以酬酢为工，以韦脂为巧，以同流俗、合污世为能，其行如是，况于言乎？又况于言之精者声为诗乎？其尤黠者，或转取忠信廉洁，托之以自饰，而嵬琐诡谲之习，终不能自掩于诗。”[18]士人“嵬琐诡谲之习”虽可加以掩饰，但在其所作诗文中终究会暴露无遗。只有人品高尚者，才能创作出佳篇来。姜夔、张炎等“高贤志士”，具有儒者情怀；而江昱是超然出俗的，看似不同的作家，却皆为王昶所推崇与褒赞，用来阐述其“论词必论其人”的思想，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共同点，“不为富贵所熏灼”，“熏心炙手之地，望望去之”，无“升沉荣悴、菀枯得失之情乱于中”，能够保持人品性情的高雅。因此，江昱超脱世俗，不受庸鄙之气熏染的个性气质，虽遭时人指责，而王昶却认为“君诗与词之工实在于是”[19]。如果人品高尚，即使作品“未必尽工”，也仍然会流传后世。《唐冶父诗序》有云：“余尝观宋之末造如谢翱、林景熙诸人，其诗未必尽工，而《白石稿》《晞发集》各书，当时珍之，后世爱且护之，无他，劳臣志士，宇宙间之正气，正气所盘郁，固不必论其辞之工，不工而皆可传于后。”[20]南宋爱国诗人谢翱、林景熙的诗作并非都写得好，但凭借“劳臣志士”的高尚品格，其诗作在当时、后世得以流传，这与前述王昶“诵诗知世”的选诗思想相一致。总之，王昶始终认为，作家人品之高尚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
“因诗考人”，成为王昶一贯的论诗准则。他曾自述曰：“某夙好为古文词，颇有所作。入滇蜀后，尚得文数十篇，诗二三百章，藏于成都官署，当录其副以呈于左右，庶执事或亦因某之文，略知某之为人也。”[21]乾隆五十六年（1791），为鲁九皋《山木居士集》作序，亦云：“然君先以《山木居士集》寄余，时时翻阅之，因识君穷理尽性之功，立身行己之概，暨夫学问之渊源，文章之轨则，声音笑貌显显如在目前，虽不见君，犹见君也。”[22]又如评陈鸿宝曰：“宝所风神萧散，举止颇似晋、魏间人……诗潇洒出俗，如见其人。”[23]其诗歌“潇洒出俗”，恰是其“风神萧散”品格的真实反映。再比如，称赞李果“为人宽而静，柔而正，恭俭而好礼，诗与文如之”[24]。诸如此类的评论，在王昶所作诗文序跋中还有很多，《春融堂集》中屡有“读其诗如晤其人”“余读其诗文，宛见其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之语[25]。他认为，文章、诗作完全体现了作家的学问、性情、品格。
甚至，王昶还十分注重作家酬唱赠答对象的人品。《与顾上舍禄百书》云：“吾诗不传则已，诗苟传，后贤必因诗以考人。考人而人不足称，则鄙其人，因以鄙我之诗，且因鄙吾诗之谀，而吾之为人亦将为所薄。今足下集中，凡与唱酬赠答，仆所未知者甚多，岂吴下多有其人，而仆弗及闻见耶？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扬之，使附俊民秀士之列耶？昔苏文忠和王巩诗，谓使巩姓名附见于集中，巩以勋旧子弟，又文采卓越照世，而文忠乃矜慎如此，则不若巩者，其不肯泯泯以滥登也，审矣。苏涣，反贼也；张垍兄弟，降贼者也，工部皆以诗赠，盖草堂集，后人所荟萃，使工部手定其诗，必芟削之不暇，又肯留此以贻訾议欤？”[26]王昶以苏轼、杜甫为例，指出要对唱酬赠答对象有所选择。从和王巩诗之谨慎态度可知，苏轼非常看重唱和赠答者的品格。而杜甫诗集中出现酬赠苏涣、张垍之类人品不佳者的作品，则缘于诗集非杜甫亲自编定。此处“因诗考人”之说也是“论词必论其人”的内在要求，赠答唱和对象的人品，关乎作品的成就，进而会影响后世对作家人品的评价，可见“论词必论其人”的指涉范围之大。王昶强调：“尊贤友士，立懦廉顽，诵诗所以尚论也。如少陵之《上哥舒翰》《赠张垍》《与苏涣》，吾犹目以失言，况其下者。近代集中取友之严莫如亭林、渔洋、竹垞三公，吾窃奉以为法焉。”[27]再次辨析杜甫集中酬赠苏涣、张垍诗作之失，提出诵诗的原则——“尊贤友士，立懦廉顽”。近代诗人顾炎武、王士禛、朱彝尊取友尚严，因而被王昶奉以为师。
继朱彝尊“诵诗者，必先论其人”、沈德潜“将为真文章者，必能立真人品”、惠栋“读其诗如见其人”之说后，王昶于六十岁之际提出“论词必论其人”的观点，更加强调文学创作中人格修养的重要性，主张作家人品之高尚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人品低劣者，其文学创作的水平必然会受影响；只有人品高尚者，才能创作出佳篇来。王昶始终坚持“因诗考人”的论诗准则，所“考”之人不仅包括作家本人，而且包括酬唱赠答之人，二者的人品皆关乎作品之成就。这便是王昶“论词必论其人”思想的内在意蕴。
二、“志节”“学问”兼备的作家论
既然王昶如此重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对文学创作中的作家究竟有什么具体要求？
王昶对文学创作中人格修养的强调，主要体现在“志”的关注上。众所周知，“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两大源流。《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诗言志”的源头，侧重诗歌的社会功用；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则更侧重于诗歌的抒情特征。相较而言，王昶更倾向于“诗言志”一脉。不妨先看其《张策时华海堂集序》中论诗之言：“吾友张子策时，狂士也，傥荡疏豁，豪俊不可一世，视便辟善柔机械变诈之徒，唾若泥滓然，以故游于公卿间，恒为忌者所中。学不施于用，身不适于时也，然意气不稍自贬损。尤喜为歌诗，心所感愤，道古以辞今，缘情而类物，写其无聊不平者必于诗，镂肝擢肾，结为章句，呀然以笑，奋然以跃，忘其饥寒奔走者必于诗。所拟乐府数十篇，出新意，傅以古音，皆剔陈言去之。及在浙江游天台、雁宕诸山，诗益奔放奇伟可喜。盖志足以植其气，气足以辅其才，才足以运其学，是以笔墨驰骋，几于古人相上下。”[28]这段文字通过对张熙纯个性气质与诗歌创作的阐述，最后说明了文学创作中“志”“气”“才”“学”几个重要因素。张熙纯诗歌或抒写其无聊不平，或忘却其饥寒奔走，而这正是其“学不施于用，身不适于时也，然意气不稍自贬损”的“狂士”个性所致，很好地诠释了“诗言志”的含义，也使人品与文品二者相联系。较为特殊的是，除了“志”之外，王昶还强调“气”“才”“学”，尤其是“学”，这是有时代原因的。当时，学术界经史考据之风兴起，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对学问的重视也被推向极致，乾嘉学派代表戴震甚至认为“德性资于学问”[29]，学问是德行之基础，这就与强调先天德行的宋明理学家完全不同。王昶也是“乾隆中经儒之称诗者”[30]，极其重视“学问”，主张诗歌创作“先贵学问博，次尚才气优。终焉协音律，谐畅和琳璆”[31]，“学问”“才气”“声调”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而且有先后之别。好友吴泰来《述庵诗钞序》也引述王昶论诗之言：“吾之言诗也，曰学，曰才，曰气。学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声以宣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涩者庶不敢妄厕于坛坫乎。”不难看出，“学问”既是诗歌的主要组成部分，又被视作诗人的内在素养，而“学以经史为主”，故有“湛于经史，以养其本”之说，力求从根本上提高诗人的道德修养，与戴震“德性资于学问”说意思相同。概言之，王昶倾向于“诗言志”一脉，但在“言志”的同时，还强调“学问”的重要，从而与其“先贵学问博”的诗学观相一致。
实际上，王昶既注重“志节”，又重视“学问”，而只有二者兼备，才是最理想的诗歌作品。嘉庆二年（1797），他在《吴照南听雨斋诗集序》中揭示吴照诗歌变化多端的深层原因时说道：
心之精微，发为声诗，犹云之族于天，而水之演漾汇于江湖也，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涔云波水，肖其类以应之，而未尝有同焉者。泉正出为滥，悬出为沃，同出为肥尾，下出为瀵魁，大小曲直而未尝有定焉者，况于历岁时之久，经境遇之异，览关山行旅风土之别。其诗不能以无变明矣。虽然变者，其格律声调，人可望而知也。若夫学问之盘郁蕴积，与志节之英多磊砢，盖有不得而变者存，人固不能知也。照南为人勿勿乎其确也，颛颛乎其自守也，尚其志于不屑不洁，而抗其心于有所不为，加以学问之淹洽，穿穴经史，上溯《说文》《苍》《雅》之原，如是而发为诗，有不兼该众体，而斜见侧出、不可方物者乎？格律声调之说，岂足为照南论也哉。士人读照南之诗，因以知照南之学，由照南之学，想见照南之为人，有不徒以其诗重者矣。[32]
以“云”“水”形象地说明诗歌变化的内在理路。格调声律，只造成了诗歌变化的表面现象，世人皆知；“学问”“志节”才是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关乎诗歌的创作水平，同时也是作家的基本素养。从“士人读照南之诗，因以知照南之学，由照南之学，想见照南之为人，有不徒以其诗重者矣”可知，学问、志节、诗歌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其《跋坤一诗钞》云：“盖坤一原本孝友，穿穴丛书稗说，佐以金石文字及古人法书名画，故其诗确然可传于后亡疑。”[33]坤一，即钱载，他的诗作能传于后世，就得益于“志节”“学问”二者兼备。
作为乾嘉时期的著名金石学家，王昶坚守“信而有征”的学术思想，对他来说，金石无疑是最可靠的依据，但其《升庵雅集序》一文却说：“天下金石有时而泐，栋宇有时而圮隳，独文章名节之士，必不得而磨灭也，盖较诸名位功业为可久。故读其文，论其事，或见其遗器，往往慷慨愤激，抚案起立至于流涕太息而不能已，况过其生平所棲止者欤？”[34]与金石相比，文章名节之士流传得更长久。因为文学作品是作家人品、性情的外在表现形式，“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发于不自觉者耶”[35]，以后世读其文者，也同样能感受到作家的性情。朱熹之文为王昶所推崇，就在于其“有德有言”的独特之处：“南宋之文，莫富于朱子，殆所谓有德有言者欤。”[36]德，即道德、品格、气节；而言，乃指词章。乾隆五十三年（1788），《过信阳州怀明何大复先生》诗亦云：“况传节义高，更益词章涣。直谏辨佥壬，上书斥奄宦。奋身救友朋，贬谪岂所患。用此表艺林，庶皆立贞干。”[37]节义与“词章”相结合，是王昶心目中作家的理想境界。
如上所论，姜夔、张炎、王沂孙、朱熹等南宋作家，已有人格与“词章”的完美结合。此外，明代几社的陈子龙、夏完淳，也因集“文章”“气节”于一身的特点而为王昶所倾力提倡。
陈子龙是王昶《青浦诗传》中选录作品最多的作家，包括诗123首、词41首。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人中，号铁符、大樽，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人。而王昶家居江苏青浦，即今上海青浦。从地域上而言，王昶与陈子龙同邑。文学的地域性，是明清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已对此特征有所注意：“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收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38]王昶推重陈子龙，是其地域文学意识的明显体现。乾隆五十九年（1794）致仕归乡后不久，按照“人必为吾邑之人，然后可为吾邑之诗”（《青浦诗传自序》）的原则，王昶编成《青浦诗传》三十四卷，选辑了青浦地区历代作家诗词作品，而其中陈子龙的作品最多。实际上，地域文学意识只是他推崇陈子龙的原因之一，最令王昶膺服的，是陈子龙的文章、气节：
公文章忠义，创几社以应东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及成进士，司理绍兴，手平许都之乱，功绩灿然，浙东西之能言者无不奉为依归。崇祯之季，如西泠十子，皆宗其论诗之旨。而乡试同考时取嘉兴黄涛第一，迄于后，患难死生，相从无间。盖浙士之于公文章所被，意气所孚，皆出于性之自然。[39]
吾郡陈忠裕公以文章节义称于胜国之季，位虽不显，而声誉布于天下。[40]
（陈子龙）生平支拄狂澜，主张清议，实有李元礼、范孟博之风。文章名节，兼而有之，本不藉诗以为重。[41]
王昶主要肯定的是：一方面，陈子龙的文章成就与影响。他创立几社，时人影从，“西泠十子”无不宗其诗学之旨，诗云：“传得旧闻教后进，西泠十子本湘真。”[42]并有注曰：“青湖云：陈卧子先生司李绍兴，诗名既盛，浙东西人士无不遵其指授。故张纲孙等所撰《西泠十子诗》皆云间派也。毛西河幼为卧子激赏，故诗俱法唐音。竹垞初年亦然，至康熙中叶始为宋诗。盖自查悔余兄弟及吴孟举辈出，而诗格始大变也。”不止“西泠十子”，就连毛先舒、朱彝尊诸人早年也受陈子龙影响，诗法唐音。另一方面，陈子龙功勋卓著，气节斐然。乾隆三十六年（1771），陈子龙得到朝廷的礼遇，赐谥忠裕。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廷颁《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明末忠良义烈之士，陈子龙入列其中，诚为罕见之举，王昶称道：“夫以射钩斩袪之士，百余岁后，得此褒恤。旷荡殊恩，诚有亘万古而罕觏者已。”[43]“况国家表忠节以励纲常，公之事迹既大书特书于《明史》，又复考其原官，具于《殉节录》，赐谥立祠，辉煌纶綍。”[44]他认为，陈子龙人格高尚、气节斐然，所以文学成就与地位必然卓著，文章、气节兼而有之。因此，诗歌作品中对陈子龙屡有赞语：“东吴宾客开坛坫，北地文章示典型。所惜玉樊俱泯灭，灵旗风马共扬灵。”[45]“声气绍东林，词章迈北地。艰危豁经纶，盘错展忠义。”[46]“翠柏苍松照水村，乌头绰楔表龙门。姓名早入前朝传，赠恤还叨异数恩。一代文章光典策，四时俎豆荐兰荪。独怜忠节声华并，马鬣无由问九泉。”[47]不论是早年之作，还是晚年之什，王昶均围绕“文章”“忠节”两方面而颂扬陈子龙。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昶居忧在家之时，佐助王希伊、庄师洛等人搜采陈子龙诗文，对《陈忠裕公全集》的编定，居功至伟。嘉庆八年（1803），王昶与陈廷庆为陈子龙修建了墓祠，以褒扬其气节。
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受业弟子，其人格与“词章”也备受王昶推崇：“惟令嗣节愍为忠裕弟子，年少才高，从军殉难，其人其文，千古未有。”[48]乾隆八年（1743），有诗云：“家国沦亡后，词章丧乱余。《八哀》歌杜甫，七日哭包胥。字断疑科斗，文残恨鲁鱼。赋才追小庾，千载共欷歔。”[49]以杜甫《八哀歌》、“申包胥哭秦七日救危楚”，以及模拟庾信《哀江南赋》的爱国之作《大哀赋》，称赞夏完淳作品中抒发国破家亡的悲慨，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有诗云：“文章忠义冠同伦，总角年华已致身。几社姓名全录在，谁将风节继《湘真》！”[50]与庄师洛、何其伟等人继《陈忠裕公全集》后，又编修了《夏节愍公全集》，自嘉庆六年（1801）开始，而迄于嘉庆十一年（1806），经五年而刊成。
乾嘉同时代作家中兼及德行、文辞者，同样备受王昶称赞。如评鲁九皋曰：“呜呼絜非，风尚清修。蕴为德行，程朱是求。发为文词，曾王是俦。”[51]为吴璜《黄琢山房集》所作序中，甚至只述其人而几乎不论其诗，凸显了其“以德行为重”之旨。再如称布衣诗人李果云：“时李客山先生以布衣称诗文于世。客山为人宽而静，柔而正，恭俭而好礼，诗与文如之。”[52]李果具有“宽而静，柔而正，恭俭而好礼”的品格、性情，而诗文如同其人。除了李果，此类布衣诗人还有张冈、沙维杓、翁春、方薰。《蒲褐山房诗话》云：“东南布衣能诗者，自李客山后，苏州张昆南、沙斗初、吾松翁石瓠。而嘉禾为方兰坻，能画，尤工兰。性情和雅，翛然自得，故称其为隐君子也。”[53]这些深居江南的“隐君子”，品性高洁，性情和雅，深受王昶褒赞。《春融堂集》中，王昶为张冈、沙维杓、翁春三人的诗集作序，并称赞道：“余常与曹君来殷论次当代之诗，以为今台阁之上士大夫以功名自著者，其诗列屋兼辆，不可胜纪；若夫泉石之士，名章杰句不遇于时，而必有闻于后者，当以李硕夫、张昆南及沙子斗初称首。”[54]盛世之际隐士的高尚品格，也是诗歌虽“不遇于时，而必有闻于后”的原因所在。另外，王昶推重闺阁女性诗人，所关注的也是她们所作诗歌是妇德的反映，“今诵其诗，为女贞，为妇顺，为母肃，而和皆可于此见之”“今太夫人之懿德，闻于当宁，于是有经训传家之褒，中丞又能推衍其训，以佐国家《葛覃》《麟趾》之盛，后之诵其诗者，将以此踵美‘二南’”[55]。妇女之懿德是诗歌能传于后世的依据，也是后世诵诗者最先关注的内容。尤须注意的是，《琴画楼词钞》与《国朝词综》是王昶早年与晚年编定而成的词选本，两相比照后会发现，除了吴元润的词作，《国朝词综》将《琴画楼词钞》所选悉数录入。丁绍仪这样解释其中之缘由：“王兰泉司寇初集同时师友词为《琴画楼词钞》，后辑《国朝词综》，无不录入，独遗吴兰汀大令（元润）《香溪瑶翠词》，岂因其中岁阋墙，薄而屏之耶。”[56]他指出，吴元润之所以被王昶“薄而屏之”，可能是由于“中岁阋墙”的缘故。吴元润是吴泰来之弟，吴氏兄弟之间因为争夺家产而反目成仇。王昶记曰：“久之丁父忧，兄弟数人争产，于是宅第园林之属，皆废斥荡然，君（吴泰来）无复有曩时之清兴矣。”[57]“既而兄弟争析产，出藏书而货之，并售其园（遂初园）。”[58]由于吴泰来与王昶交往颇深，鄙薄吴元润或有主观情感作祟。由于吴元润生平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妄做定论，但与“论词必论其人”主张有关的可能性极大。
文章、气节兼备，也是王昶自身的主要特征，作为“吴中七子”之一，后世称赏他们“以文章气节重天下”[59]。沈德潜《七子诗选序》也称他们“性情”“气骨”兼具而合乎诗教之正规：“其性情、其气骨、其才思，三者具备而一归自然。故发而为诗，或如巨壑崇岩，龙虎变化，或如寒潭削壁，冰雪峥嵘，曷尝沾沾焉模拟刻画，局守一家之言哉？而宗旨之正、风格之高、神韵之超逸而深远，自有不期而合者。犹两界河山，条分南北，山不同而崚嶒之体则一也，水不同而混茫之态则一也，谓非诗教之正规也耶？”[60]王昶“性情”“气骨”“才思”兼具，而归于自然，宗旨正、风格高、神韵逸远。这与王昶“志”“气”“才”“学”的作家论是相一致的。
总之，王昶“论词必论其人”的思想，强调作家的人品决定文学创作的成就，即作家的人格品质是制约作品的关键因素，故而推崇文章、气节兼备的作家。由于南宋作家姜夔、张炎、谢翱、林景熙、朱熹等都是“高闲志士”“劳臣志士”“有德有言者”，明代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志节高尚，乾嘉时期李果、张冈、沙维杓等布衣诗人“性情和雅”，其诗词遂得王昶竭力推崇。另外，在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下，王昶还加入“学问”这一因素，使经史、人品、文学作品紧密联系，“学问”“才气”“志节”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影响因素，更是作家的基本素养，只有“志节”“学问”兼备的作品，才能流传后世，而他自身也“以文章气节重天下”。
“论词必论其人”之说在清代文坛有不小的影响。王昶之后，郭麟、杨夔生、刘熙载、江顺诒都有论述，尤其是刘熙载，他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论词莫先于品”。当然，还有人认为人品与文品之间是相背离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诗中之谢灵运、杨武人，人品皆不足取，而诗品甚高。”
【注释】
[1]孟子：《孟子·万章章句下》卷十，载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51页。
[2]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7页。
[3]杨维桢：《赵氏诗录序》，《东维子文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第245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
[4]纪昀：《诗教堂诗集序》，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册第209页。
[5]王昶：《与梦文子座主荐士书》，《春融堂集》卷三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4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4页。
[6]王昶：《又答彭乐斋观察书》，《春融堂集》卷三十一，第16页。
[7]朱彝尊：《高舍人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八，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468页。
[8]沈德潜：《紫阳书院课艺二集序》，《归愚文钞馀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6页。
[9]惠栋：《蓬亭诗草序》，《松崖文钞》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81页。
[10]惠栋：《范湖诗钞序》，《松崖文钞》卷二，第280页。
[11]王昶：《琴画楼词钞自序》，《琴画楼词钞》，三泖渔庄藏版。
[12]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第88页。
[13]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小山词社”，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58页。
[14]朱彝尊：《黑蝶斋诗馀序》，《曝书亭集》卷四十，第488页。
[15]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侂胄师旦周筠等本末”，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3页。
[16]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诗词与人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3894页。
[17]王昶：《姚茞汀词雅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第90页。
[18]王昶：《张策时华海堂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第65页。
[19]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春融堂集》卷四十一，第88页。
[20]王昶：《唐冶父诗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第62页。
[21]王昶：《与彭乐斋观察书》，《春融堂集》卷三十一，第16页。
[22]王昶：《鲁絜非山木居士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1页。
[23]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陈鸿宝”，周维德校辑《蒲褐山房诗话新编》，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54页。
[24]王昶：《翁石瓠布衣赏雨茆屋诗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1页。
[25]王昶：《汪东湖明府诗序》《施铁如宗丞诗文集序》《家条山兰绮堂诗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3、74、76页。
[26]王昶：《与顾上舍禄百书》，《春融堂集》卷三十，第1页。
[27]吴泰来：《春融堂诗集序》，载王昶：《春融堂集》卷首。
[28]王昶：《张策时华海堂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八，第65页。
[2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页。
[30]李慈铭：《越缦堂诗话》，载杜松柏主编：《清诗话访佚初编》第8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6页。
[31]王昶：《秋暮偶作并示书院诸生》其四，《春融堂集》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587页。
[32]王昶：《吴照南听雨斋诗集序》，载《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3页。
[33]王昶：《跋坤一诗钞》，载《春融堂集》卷四十四，第120页。
[34]王昶：《升庵雅集序》，载《春融堂集》卷四十，第83页。
[35]王昶：《题陆清献公书馀斋耻言卷》，载《春融堂集》卷四十五，第129页。
[36]王昶：《壬子科顺天乡试策问五道》，《春融堂集》卷四十六，第145页。
[37]王昶：《过信阳州怀明何大复先生》，《春融堂集》卷十九，第551页。
[38]蒋寅：《清代文学论稿》，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39]王昶：《朱氏刻陈忠裕公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57页。
[40]王昶：《何氏再刻陈忠裕公集序》，《春融堂集》卷三十七，第58页。
[41]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陈子龙》，载周维德校辑《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253页。
[42]王昶：《长夏怀人绝句·钱塘朱贡生青湖》，《春融堂集》卷二十四，第613页。
[43]王昶：《蒲褐山房诗话·陈子龙》，载周维德校辑《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254页。
[44]王昶：《朱氏刻陈忠裕公集序》，载《春融堂集》卷三十七，第57页。
[45]王昶：《皇甫林吊陈黄门子龙故居》，载《春融堂集》卷一，第348页。
[46]王昶：《七贤诗·陈黄门》，载《春融堂集》卷一，第351页。
[47]王昶：《陈忠裕公祠宇落成诗以志之》，载《春融堂集》卷二十四，第614页。
[48]王昶：《跋夏节愍集》，载《春融堂集》卷四十三，第117页。
[49]王昶：《题夏内史完淳〈玉樊堂集〉·其一》，载《春融堂集》卷一，第353页。
[50]王昶：《舟中无事偶作论诗绝句四十六首》其三十二，载《春融堂集》卷二十二，第579页。
[51]王昶：《祭鲁絜非文》，载《春融堂集》卷五十，第180页。
[52]王昶：《翁石瓠布衣赏雨茆屋诗集序》，载《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1页。
[53]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方薰》，载周维德校辑《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155页。
[54]王昶：《沙斗初布衣白岸亭诗集序》，载《春融堂集》卷三十八，第64页。
[55]王昶：《张太夫人培远堂诗序》，载《春融堂集》卷四十，第81页。
[56]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吴元润词》卷十八，载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805页。
[57]王昶：《吴企晋净名轩遗集序》，载《春融堂集》卷三十九，第75页。
[58]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吴泰来》，载周维德校辑《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89页。
[59]王豫：《群雅集》之《沈德潜小传》云：“门下士如王光禄鸣盛、司寇昶、钱宫詹大昕、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俱以文章气节重天下，文慤汇其诗，刻《吴中七子集》。”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吴中七子》称：“归愚尚书主吴下坛坫时，门下士王光禄鸣盛、钱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讲仁虎、赵少卿文哲、吴舍人泰来、黄明府文莲，汇刻吴中七子诗，以文章气节重天下，谈宗派者，至今称颂。”
[60]沈德潜：《归愚文钞·七子诗选序》卷十四，载《沈德潜诗文集》，第1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