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论词必论其人”说及其作家论

武云清｜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

人品与文品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二者的关系问题，一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所重视。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知人论世”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强调颂诗读书要知人，将作者之为人与作品相联系，这一思想在后世得以广泛延续。宋代苏轼认为“其文如其为人”^[2]，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强调“评诗之品无异人品”^[3]，中期学者纪昀亦有“人品高，则诗格高；心术正，则诗体正”^[4]的说法，他们皆主张人品与文品相一致，将人品作为评价文品的决定性因素，代表了中国历代大多数批评家的立场。作为乾隆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捍卫者，王昶十分关注作家的德行修养，并沿袭了这一主流观点。

与孟子一样，王昶极为推崇“知人论世”的重要性。乾隆十八年（1753），在写给主试官梦麟的书信中，他指出“不知其人”之弊：“迩者学政矫枉失正，谓不知其人而取之，可以免于议论，卒也愈公而愈不得人，于国家悉赖焉。”^[5]国家取士，不知其人虽然能免遭讥议，但并非有助于选取真正有才之士，长远来说对国家不利。乾隆三十九年（1774），寄予彭端淑的书信中再次强调“诵诗知世”之说：“古人录诗，或以诗存人，或以人存诗，若《箧中》《谷音》《天地间》诸集。诗不必皆工，不工不足以为颣，期于诵其诗，可以知其世。”^[6]选本中所录诗歌不一定都要写得很好，因为选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诵诗知世”，重申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思想。在王昶看来，不管是选拔人才还是编选诗歌，对作家为人与身世的了解，都应该予以重视。因此，他晚年明确阐述“论词必论其人”之说，主张作家的个性气质与道德修养是决定文学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与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追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