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常氏家学渊源
张佳胤在《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语》中说：
江原常氏代有明德，故大姓也……又见道将承源家学，修辞有经，斯龙门世业，良史称材。［3］
据史料记载，常璩之先辈颇多治学艺者，常氏家族长于学术者主要有常勗、常骞、常宽等人。
从治学领域来看，常氏家族先贤皆治儒家经典，且以古文经学为主。魏晋时期，巴蜀地区的学术逆潮流而动，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尤以尹默与李撰为代表人物。其时，“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楚，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4］1026。李撰之父李仁曾与尹默俱游学荆州，“撰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4］1026。自此，巴蜀地区治经学者，多治古文经学，涉猎广博，通古今之学。江原常氏亦循此路，常勗治《毛诗》《尚书》，涉洽群籍，多所通览；常骞治《毛诗》《三礼》；常宽治《毛诗》《三礼》《春秋》《尚书》，尤耽《大易》。此外，常廓以明经著称，常长生亦有学养。家族浓郁的儒学风气深刻影响了常璩，《华阳国志》行文中透露出强烈的儒学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常璩受家学影响颇深。
自东汉末年，江原常氏浸盛，魏晋之际，人才辈出。至璩族祖常宽时依旧杰出，适逢战乱，常宽率族人随杜弢东走荆湘，江原常氏家族渐趋衰微。至常璩幼时常氏家族已近乎没落，附青城范长生自存。虽然常氏家族在常璩父辈时已趋于衰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常氏家学对常璩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常璩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的常氏家族，却生不逢时。常璩出生之时，正逢西晋王室内乱，朝纲不稳，政事废弛。蜀地偏居西南，割据、叛乱未曾休止，先是齐万年起义，继而流民入蜀，随后刺史赵
趁西晋统治者发生内乱之机，图谋称帝于蜀，继之，李氏成汉割据政权建立。可以说，常璩的幼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战乱流徙中度过的，内乱和割据则是这一时期的大背景。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无疑对常璩有着深刻的影响，不过也不能忽视常氏家学渊源潜移默化的陶染。《华阳国志》一书中展现出作者强烈的“大一统”思想，这与常氏家族先辈的影响密切相关。常勗、常骞、常宽等人皆笃志于儒家经典，博览经史，且家族多出官员，儒家思想深深根植于这个官宦世家。故而常氏家族“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历世绵延，深深影响了常璩。
自蜀汉政权至李氏成汉，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蜀地几乎一直处在分裂割据状态，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常璩在《序志》中对当时的社会图景有细致的描绘：
曩遭阨运，函夏滔湮，李氏据蜀；兵战连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1］723
两晋之际，中原为胡虏所陷，蜀地为成汉李氏所据。连年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天府之国变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目之所及，尽是芜邑荒冢。常璩目睹百姓流离失所，生无所依的惨状，感到痛心疾首，对历代割据于蜀的叛乱者予以深刻的批判与控诉。“赤德中微，巨猾干篡”［1］732，直斥王莽篡权；“白虏乘衅，致民涂炭”［1］732，痛陈公孙述作乱暴行；“负乘致寇，世业以丧”［1］732，直言刘禅才德不称其位，终至亡国；“赵倡祸阶，乱是用长”［1］732，痛斥赵
据蜀作乱；“罗州播荡，朱旌莫亢。皮、张不造，戎丑攸行”［1］732，揭露罗尚、皮素、张罗等人图谋不轨之心；“薨薨特流，肆其豺狼。荡、雄纂承，歼我益梁”［1］732，对成汉李特、李荡、李雄等人割据为乱也加以批判。
常璩力陈巴蜀民众本就维护一统，反对统治者暴虐，自古皆然，所谓“佐周斃纣，相汉亡秦”［1］732。并且高度赞扬了汉武帝开疆拓土，促成一统之功，“开土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兰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可谓大业”［1］311。他胸怀“修齐治平”的理想，热切盼望国家统一，表现出一种进步的政治理想。他在《华阳国志》中反复强调维护统一，反对割据，不单是向东晋朝廷表示自己的忠心，实际也是他内在思想的一种表现，更是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的共同心愿。常璩身为成汉政权的散骑常侍，力劝李势降晋，促成了东晋一统局面的形成，乃是躬身践行了“大一统”思想，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常氏家族中，常宽的学识最为广博，著述最为丰富，也最受常璩推崇。《益梁宁三州三国以来人士目录》中，常宽的品题为“述作”，常璩所给的评价可谓极高。无论是治学、为政，还是德行、处事，常璩都深受其族祖常宽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著述内容看，常宽精研史书，“博涉《史》《汉》”［1］659，强识多闻，“鸠合经籍，研精著述”［1］659，他是常氏家族为数不多的留有著述的先贤。他撰有《蜀后志》及《后贤传》，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其中《蜀后志》，又称《蜀志》。《隋书·经籍志》载：“《蜀志》一卷，东京武平太守常宽著。”［8］983该书与《山海经》、扬雄《蜀王本记》、谯周《三巴记》同列在地理书。常璩《华阳国志》前四卷可能受《蜀后志》影响较大，对其内容也当多所采掇。《后贤传》当为史传体人物传记，连同列传体之《梁益篇》，对于《华阳国志》之《先贤士女》《后贤志》《士女目录》等篇目有直接的影响。常璩谓其“但言三蜀，巴汉未列”［1］621，他是在常宽著述的基础上做了删削和补充。
其次，从著述理念来看，由常宽至常璩，可谓一脉相承。常璩谓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1］723此说虽承袭自荀悦，但常宽则在常氏家族内树立了著述典范。常宽以其时“华夏颠坠，典籍多缺”，乃“操简援翰，拾其遗阙”［1］621。他意在补史以通古今，具有强烈的史家意识，这对常璩撰述《华阳国志》有着重要的影响。《序志》有云：“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惧益遐弃，城陴靡闻。”［1］723可见，常璩意在补史之余，“书其大同”［1］433。孙盛《异同记》称常璩为“蜀史”，一方面是因为常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任成汉史官，另一方面是因为常璩始终秉持儒家理想，坚持史家理性精神。他自称效法陈寿《三国志》的写作体例，目的在于“防狂狡，杜奸萌，以崇《春秋》贬绝之道”［1］730，意在运用春秋笔法，寓以褒贬之意。
第三，从思想来看，常璩“旌昭仁贤”的思想显然承自族祖常宽，书中明言常宽“务在举善”，据此可知，《后贤传》及《梁益篇》中流露出强烈的“旌昭仁贤”的思想倾向，旌扬一方耆旧先贤，昭彰三蜀志士仁人。常璩逐其流而扬其波，《华阳国志》中对三州人物俊彦多有标榜，靡不毕具。其在《序志》中综述其撰著宗旨时所说“宪章成败，旌昭仁贤”［1］733，家学源流，不言自明。
此外，常璩明显受到谶纬思想的影响，这在《华阳国志》中有明确体现。常氏家族先贤尚古文经学，大都比较务实，就史书所载常氏士人的事迹而言，绝少涉及谶纬思想，唯独常宽沉迷于《易经》的研究。据此而言，常宽的著作中极有可能涉及谶纬之事，而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常璩的思想中。但是，单就谶纬思想而言，常璩绝非仅仅承源家学，而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尚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华阳国志》对西南地区民风民俗与士人学术著作的记载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