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百城赋”文化现象与人文始祖公祭文中的四言诗

自2007年3月7日《西安赋》亮相《光明日报》第四版以来，《光明日报》在第四版每隔一周左右连载一篇城市赋，这就是后来的《百城赋》文化现象。大多数赋每段都用了大量的四言句式，夹杂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句式，使得赋文色彩斑斓，雅俗共赏，用典恰如其分，既典雅而庄重。其中忽培元的《大庆赋》里运用了四言骚体赋的形式对中国油都大庆市予以赞美：“博采众长，胸襟广兮。积翠成器，精气生兮。世代传承，操行颖兮。生生不息，聚钟灵兮。人文曲酿，佳醴醇兮。杂念飘来，芝兰驱兮。”^[13]尤文贵、郑朝阳所写的《温州赋》运用骈文形式来赞美温州。“泱泱华夏，遗落金瓯一角；浩浩沧海，涨出积陆一方。”“奇哉温州！山隔水阻，远离中原，语音自成体系，民风别具一格。”^[14]

“百城赋”文化现象的产生有其现实根源，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辞赋会议和辞赋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为辞赋征文的举行创造了辞赋文化的社会环境；二是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一些大中型城市更注重了本地人文景观和地域文化，用传统的词赋可以起到城市名片的特殊效果。基于以上两个因素，“百城赋”事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当然一些不成熟的写手在创作时有生拼硬凑、材料堆砌之嫌。

四言长寿的原因和我们的传统祭祀文化息息相关，从先秦时代到清代，四言体在一切正统的礼乐活动和社会礼俗活动中都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今天祭祀文化仍然在缅怀祖先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在增强全民爱国之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元代学者马端临认为“若箴铭、颂赞、郊庙乐歌、琴操，皆诗之属。”^[15]现代公祭文应当属于“颂赞”类文体，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截至2017年甘肃天水市已经成功举办28届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16]。查阅历届公祭仪式中所写的祭文，大多也是以四言为主的。据公祭黄帝网统计^[17]，明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持续公祭黄帝。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当年清明节写的祭黄帝陵祭文，被评为历代祭文中出类拔萃的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祭黄帝陵祭文在1957—1961年用白话文形式公祭，1980年后，恢复了以四言为主，夹杂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句式写公祭文的传统。

如果说“四言诗”是汇入文学长河上游中的一个支流，它缓缓地把上游清澈的河水流淌进大河中，它的“言志”的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蒸发了大部分水分，在汇入浩荡的诗歌长河之中还有多少成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也没有魏晋四言诗的概括。”^[18]教师在对本科生教学时怎样弥补这样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