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镜铭诗歌文本的程式化与变异性
除采用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骚体、杂言等多种句式之外，汉代镜铭中的诗歌在形式上还表现为文本的程式化与变异性。
两汉镜铭诗歌文本的程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诗的构成单元来看，镜铭中的诗歌多以文辞相对固定的词句连缀而成，同一短语或句子往往在不同诗篇中反复出现。如：“与天无极，与地相长，使人富贵，长毋相忘。”“毋弃故而娶新，亦成亲，心与心，长毋相忘，俱死葬何伤。”“伏念所欢旖无穷时，长毋相忘旖久相思。”“见日之光乎，与君长毋相忘兮。”[77]等表达相思之情的诗歌中，都以“长毋相忘”向远行之人表达永不相忘的承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幸至未央”[78]“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长毋相忘”[79]“见日之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镜呈清明”[80]等篇，皆以“见日之光”起头；兴起于西汉晚期的“尚方铭文镜”上的七言诗，首句一般是“尚方作镜大毋伤”“尚方作镜真大好”等。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从现存资料看，两汉镜铭诗中几乎所有单句都不是仅见于一首诗中的。
其二是从整篇来看，两汉镜铭中的许多诗歌文辞大同小异，当是存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模板。如前文所举的“昭明镜”中的铭文，最常见的是“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雍塞而不彻”，以及在“明”“忠”后面各增一个“兮”字的骚体形式；另外还有为了避汉武帝讳而改“彻”为“泄”的情况[81]。可以确定的是，后一种当是武帝以后的人以早期流传的镜铭为范本改造之后写成的。这种情况，在西汉晚期以后的镜铭中尤为常见。如“尚方镜”铭文诗：
尚方御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详，朱鸟玄武调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兮。[82]
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宜侯王兮。[83]
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羊，朱鸟玄武顺阴阳，长保二亲乐富昌，寿敝金石如侯王，青盖为志何巨央。[84]
从《前汉镜铭集释》《后汉镜铭集释》两篇文章的收录，可知第一首诗录自西汉铭文镜，后两首则属于东汉镜铭。铜镜非一人一时所造，铭文内容却大同小异，由此可以推断这三首诗依据的是同一个底本，且原本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一直在民间流传。铜镜工匠在铸刻时往往根据个人喜好或铜镜形制，对个别字词略作更改。这类情况在汉代的其他镜铭中也十分常见，尤其是东汉镜铭中大量出现的一些以“某氏作镜真大好”开头的七言诗，往往除了第一句中的姓氏不同外，其他内容完全相同，这充分说明到了东汉时期镜铭模板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程式化特征也更加明显。
两汉镜铭诗歌文本的变异性，首先体现为词句的随意增减、替换以及不同题材的自由搭配。词句的增减、替换，可以“日光镜”铭文诗为例：
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服者君卿。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服者君王。
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所言必当。[85]
如以第一首为参照，则第二首的“大明”、第三首的“君王”分别是第一首的“大明”“君卿”的同义替换，最后一首则在第一首的基础上增添了“所言必当”四个字。
不同题材诗句的自由搭配的情形，在两汉镜铭诗歌中也屡见不鲜，代表性的篇目有“与天相寿，与地相长。富贵如言，长毋相忘”[86]“与天无极，与地相长。富贵安乐未央，长相思，毋相忘”[87]“湅治铜华清而明，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祥，与天无亟如日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长毋相忘”[88]等。这几首诗的主体部分都是祈求长寿、富贵或夸赞铜镜质量的吉祥语，末尾则主要表达相思、不相忘等个人情感，前后分属两类完全不同的题材。这种写法，使得许多诗歌没有一个可以统摄全篇的主题。
其次，汉镜铭文诗歌文本的变异性，还表现为释读顺序的不确定性。由于汉代铜镜上的铭文的分布方式是一个圆形或方形的圈，内容又多由套语连缀而成，不注重相邻句子之间意思的衔接，所以许多镜铭中的诗歌的阅读次序模糊不清。虽然个别铜镜会为了标识铭文顺序而将首尾两字以鱼形图案隔开，但这种情况毕竟只是少数。因此，同一首镜铭诗，在不影响押韵的前提下，往往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释读顺序。如“秋风镜”上的三句铭文诗，钱坫《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释作“久不见，侍前俙；秋风起，予志悲”[89]，罗振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则释作“秋风起，予志悲；久不见，侍前俙”[90]；“道路远”镜铭诗，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释作“道路远，侍前希，昔同起，予志悲”[91]，王纲怀《汉镜铭文图集》释作“昔同起，予志悲；久不见，侍前希”[92]。这种因首尾相连、圈状分布而造成同一首诗释读顺序的差异，与后世的“回文诗”十分相似。尽管镜铭这种回文体制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尚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回文诗，但它却可以为我们考察回文诗的起源提供一定的依据，六朝以后文人创作的回文诗，很可能就是受镜铭的启发而逐渐形成的。
汉代镜铭中的诗歌所具有的程式化与变异性这两种特征，反映了汉代镜铭的群体诗学性质。根据钱志熙的观点，中国古代诗歌的早期形态是“群体诗学”，其基本特征在于所表达的情感具有明显的集体性，且“它在创作、发表和传播的过程中，多以集体的状态存在”[93]。上文曾经提到，铜镜这一生活用品在汉代常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故镜铭所表达的相思离别的痛苦或对富贵功名、长生不死的追求，是两汉民间的普遍情感，具有集体抒情的性质。就文本生成的方式来讲，汉代的民间铸镜工匠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在创作镜铭时很少使用原创性的词句，而往往以长期流传、逐渐定型的套语拼凑而成，这些套语的形成和搭配的过程属于群体创作。另外，镜铭中的诗歌文本是以铜镜为载体在民间传播的，不同的工匠为了适应铜镜的形制和各自的表达需要，又对其所依据的模本的字词予以增删、更改，铜镜的购买者不仅自己使用，有时也会将铜镜作为信物相互赠送，铜镜上的铭文也随着这种铸刻、购买、赠送的过程在众人手中流传，这体现了汉镜铭文诗歌传播方式的集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