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的演进与衔接：以四言诗与赋为例
如果不算6篇“笙诗”，代表四言诗早期成就的《诗经》有305篇，四言诗在其篇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约有287首之多。《诗经》的四言体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阐述了古典诗学演进的基本规律：“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1]“敝”字有“衰败”之意，教师在给学生展示这段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王国维的这个演进规律是值得商榷的，四言诗并没有随着楚辞的兴起而突然衰败，四言诗在很长一段时期依然顽强地在诗歌的长河中流淌。
牛香兰据逯钦立辑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萧统编的《文选》、郭茂倩编选的《乐府诗集》及《汉书》与《后汉书》等所存文献，统计所得两汉四言诗共有一百四十余篇，其中文人四言诗共34首，无名四言古诗3首，19篇四言相和乐府古辞，69篇四言杂歌谣辞，1篇四言神仙谣辞，18篇四言谚语。[2]两汉期间，由于四言诗本身的体制特点和汉王朝由黄老之学转向崇儒作乐，在文化制度上设立了五经博士，为汉代四言诗创作的诗学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汉时期大部分作家们继承了《诗经》为代表的四言体，创作出了各种类型的四言诗歌，“从韦孟到韦玄成的摹仿创作叙先烈、述祖德、诫子孙为主要内容的雅颂体到讽谏诗”[3]、纯粹的颂诗（从西汉初礼神的颂诗、歌颂皇帝功德的颂诗、布政行令的颂诗）、文人颂诗（征巡类、人物类、时政类、山川名物类）[4]、述志诗等，由于四言文句易于铺陈和容易对仗的特点被汉赋大量利用，所以西汉四言赋大量涌现。“虽然《汉志》所记西汉赋共941篇，作者当在73人以上，但是根据现有文献，西汉四言赋仅有40篇之多。”[5]由于四言诗句式整齐，节奏分明，便于诵读和对仗，因此在东汉四言体赋仍然是重头戏，“以清代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梁代萧统编的《文选》、费振刚选集的《全汉赋》，得出东汉时期赋作家62人，其中现存四言赋的作者多达44人，创作了141篇之多的四言赋，东汉可谓四言赋的高产时代。作品有包括残篇的纯四言赋36篇，有以四言为主的赋作37篇，有以四言、六言、七言、三言等相杂的四言诗三十多篇。”[6]另外各种文体如颂、赞、碑、铭、诔等韵文体采用四言体写作，数量多，题材广，“东汉以来，各类文体大兴。首先文体类别特征空前突出，与《左传》中的文体如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相比”[7]，代四言诗与赋文体种类齐全，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风格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反映在汉代特有的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就是能够关怀国运和正视社会现实的传统。这些不同类型的四言诗赋形成了整个两汉温柔敦厚和讽喻兼有的时代特征。作家们在沿用《诗经》“诗言志”的传统创作出一大批作品。“言志”有重理和重情两个不同取向：“重理则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道德伦理教化作用，重情则强调文学本身的抒情性和审美特征。重理和重情两个取向在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作品中各有偏重。文学言志目的的确立，奠定了先唐文学抒情言志的基本特质，这也是我国文学的民族特色所在。”[8]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魏晋时期共有四言诗作者约七十五人，二百余首，无论从四言诗的绝对数量还是质量看，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四言诗的最高成就期和新的繁荣时期。四言诗依然用来言志咏怀、赠答和应诏、描摹山水、寄情玄言。魏晋出现了有利于四言诗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也涌现了大量的诗人，数量最多的是西晋陆云存诗130首四言，而五言诗歌仅7首。魏晋四言诗内容分为抒情类、赠答类、应酬类、玄言类、励志类等，这些内容体现在魏晋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建安时四言诗中交流沟通与个体抒发并重；西晋于赞美颂德之外，出现淡化交际应酬、倾向于个体抒情的四言诗；东晋四言诗则将交际重心置于体玄悟道。”[9]由于受儒家经典和佛玄合流的影响，四言的诗、赋、铭、赞、颂诸文体的哲理化与文学达到了融合，从而再次延长了四言体的寿命。
南朝四言诗在以“谢氏家族”“四萧”为核心的文学集团支持下，再一次活跃了四言体的创作，南朝家族四言诗兴盛为四言诗复兴再创新高。四言辞赋有七十余篇，篇、铭、赞多达三百余篇，南朝赋风的贵族化和唯美化，作家们仍然继承了魏晋体物写貌和抒情言志的传统。北朝文学大约273年，从十六国至隋初为止，正统儒家思想始终成为北方异族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在文学体裁的选择上，四言体就以它庄重儒雅和温文尔雅的气势成为北方统治者的必选文体，这也成为四言体在此时期占有重要文学地位的原因。
四言诗衰落的原因就在于远离了它赖以存在的音乐，“吾国诗歌，与音乐之关系至为密切，盖乐以诗为本而诗以乐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10]当伴生的音乐系统散失以后，“四言在节奏、韵律上的单调就显露出来；而语言变迁、抒情方式的转换更进一步把四言诗的窘迫显现出来，扩大了四言诗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差距，从而最终导致四言诗衰落。”[11]另外，“在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这是东晋以后四言衰亡的内在原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