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创作赋的可能性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和主流,上到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下及文人墨客,都对赋有着浓厚的兴趣。赵逵夫先生认为汉赋繁荣的社会原因主要有四:
(一)刘邦是楚人,对楚文化情有独钟,其得天下之后仍喜着楚衣,即是证明。因此,从汉代初年就形成以屈宋辞赋为代表的先秦辞赋得以流行的政治背景。(二)很多楚地文人如陆贾、庄忌、朱买臣等先后集中于汉朝廷之中,时时以辞赋进献于皇帝,也使皇室其他成员和大臣形成看重辞赋的风气。(三)诸侯王之中,封于淮南的刘安和封于吴地的刘濞都喜好文学,他们自己既为楚人,又被封于楚地,对赋又有较大的兴趣,而他们周围网罗的人才也多以辞赋见长。因而聚集了一部分搜集、编辑、创作辞赋的人才。(四)在经历汉初休养生息的几十年之后,国势强盛。先有文景之治,后有武帝的开疆拓土,削弱诸侯,武功烈烈。意识形态方面也渐渐趋于一致,终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达到与中央集权相一致的统一。因此既需要有人来歌功颂德,也需要有人来推动这些文治武功。[3]
赵先生对汉赋繁荣兴盛社会原因的概括是高屋建瓴、切中肯綮的。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创作赋的时潮下,许多名士文人都加入了赋体文学的创作。如贾谊、枚乘、孔臧、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刘歆、班彪、班固、桓谭、王逸、赵壹、蔡邕、王延寿等人,都有非常杰出的赋作传世。可见,赋体文学的创作在整个西汉和东汉都是文士们所追求的。
王符是生活在东汉中后期的一位政论散文家。据张觉考证,王符的生卒年大致与马融相似,即:约生于公元79年(或78年),卒于公元163年夏季以后,很可能卒于165年。他的成人活动期是在东汉和帝至桓帝之时。[4]据《后汉书》本传记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5]可见,马融、窦章、张衡、崔瑗都是他青年时期的朋友,相互交游论学。李晓敏考证认为,王符早年曾经入三辅地区游学,在洛阳至少停留十年之久。其间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都有过交游,[6]这是他生平活动中的一件大事。通过考察马融、窦章、张衡、崔瑗四人的生平和创作,可知张衡传世较为完整的赋作共10篇,其中较著名的有《归田赋》《二京赋》《髑髅赋》《七辩》《冢赋》《应间》等作;马融较为完整的赋作共7篇[7],《长笛赋》《樗蒲赋》《琴赋》《七厉》《围棋赋》等赋传世。崔瑗创作《七苏》《南阳文学颂》。他们在创作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善于拟作,这说明东汉后期拟作风气较为兴盛。王符与他们交游切磋,一起探讨文学创作,不可能没有赋作产生。况且,一个作家采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感情,大半取决于当时社会的风尚。整个汉代赋体文学创作都是主流,王符选择用赋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也是情理中的事了。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王符一定也创作过赋,只是在流传中散佚了或者现在还尚未看到。
此外,在传世文献中也载录了王符曾创作赋的事实。萧统《昭明文选》卷二二中所收颜延年《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一首下面的李善注就提到了王符的《羽猎赋》。原文为:
神御出瑶轸,天仪降藻舟。善曰:“瑶轸,玉辂也。藻舟,画舟也。”王符《羽猎赋》曰:“天子乘碧瑶之彫轸,建曜天之华旗。”[8]
虽仅存王符《羽猎赋》中的一句,但这足以证明王符生前曾创作《羽猎赋》的事实。这不仅可以填补《后汉书》本传对王符生平经历记载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为王符创作赋提供了铁证。李善注《文选》的时代距东汉尚近,且古书往往单篇流传,不自编次,[9]以李善注《文选》之严谨,引文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一定有其文献根据。这说明唐代李善注《文选》时尚有王符的赋作传世,可能是王符不以赋名世,且赋作数量少,成就不是很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唐以后流传的过程中慢慢散佚了。
汉代与王符《羽猎赋》同名的有扬雄的《羽猎赋》。扬雄《羽猎赋》以天子游猎为题材,极力描写田猎场面的恢宏和壮观景象,铺排渲染天子苑囿的阔大和物产的富庶。我们从王符《羽猎赋》中“天子乘碧瑶之彫轸,建曜天之华旗”一句来看,其赋也应是以天子游猎为题材,主要描写天子出猎的壮观景象,是对扬雄《羽猎赋》的模拟和仿作。扬雄《羽猎赋》中“于是天子乃以阳晁始出虖玄宫,撞鸿钟,建九流,六白虎,载灵舆……立历天之旂,曳捎星之旃[10]”这几句的描写可为印证。二赋在写天子出猎仪仗的盛大和旌旗的繁茂上都极其相似。王符拟作的痕迹可见一斑。
总之,王符生活在东汉中后期赋体文学创作兴盛的客观文学环境之中,加之王符作为名士,青年时期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在当时的学术中心洛阳相互交游学习,结合文献载录,我们断定王符曾创作过赋,且有赋作传世,并为人们所知悉。可能是由于数量少,比较零散,人们更看重他自成体系的《潜夫论》,所以历代文人墨客忽视了他的赋作,在后世散佚消失了。但王符在他的时代有意识创作赋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