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传求经、思变创新的思想
弃传求经、思变创新的思想在权德舆的策问中有明确的反映，如贞元二十一年《明经策问七道·左氏传》：
《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经，丘明受仲尼之经而为传，元凯悦丘明之传而为注。然则夫子感获麟之无应，因绝笔以寄词。作为褒贬，使有劝惧。是则圣人无位者之为政也，其于笔削义例，岂皆用周法耶？左氏有无经之传，杜氏又错传分经，诚多艳富，虑失根本。既学于是，颇尝思乎？
这些取自《春秋》或《左传》的策题，都是针对经、传中某些不统一的问题以论带问，让举子们通过对经典的重新研读，在经、传之间的比较当中探索到经典的本来意旨。这样不仅能够鼓励举子们舍传求经，思变创新，还可以此来考查考生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查屏球先生在《唐学与唐诗》中说：“这皆是论《左传》与《春秋》不统一的问题，其中所云多是啖、赵否定《左传》的主要论据……两相比较，则可见出权氏题中体现了啖、赵《春秋》学的弃传求经的学术倾向。”[14]弃传求经，就是要认真研读原典，而不以传乱经。
“《春秋》者，以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经，丘明受仲尼之经而为传，元凯悦丘明之传而为注”。杜预，字元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主要致力于春秋经传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这几句主要讲了《春秋》经传的传承过程。《春秋左传正义》卷一《春秋序》：“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正义曰：“左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固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于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15]对于左丘明传先经为文或后经为文的原因进行了说明。《汉书·司马迁传》亦记载：“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16]
“然则夫子感获麟之无应，因绝笔以寄词”，见上篇策问解读。
“作为褒贬，使有劝惧”，见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注疏》中引赵岐注曰：“世衰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17]即《春秋》一书蕴含着孔子褒贬善恶、辨别是非、纲纪天下的义理。
“是则圣人无位者之为政也，其于笔削义例，岂皆用周法耶？”《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8]笔，即指《春秋》据实而书，讥贬之意自见；削，指的是孔子修《春秋》时“去其烦重”，删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是说孔子有德无位，在“笔”“削”之间都有大道理存在，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即存在“一字褒贬”，有“微言大义”。这些春秋笔法不一定都要尊崇周代的礼仪之法。
“左氏有无经之传，杜氏又错传分经，诚多艳富，虑失根本”。古书体例，经则为经，传则为传，经与传的文字未合于一体，杜预将它们合在一起编为《春秋经传集解》，专取《左氏传》来阐释孔子《春秋》经，以《左传》来注解《春秋》，将“经文”与“传文”合编，以“传”释“经”，有“强经就传”“弃经信传”的倾向。《左传》《公羊传》与《穀梁传》虽同为解释《春秋》的著述，三传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思想上，也表现在对史实的记述上。《左传》常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地方，因而被认为“自是一家书”（《晋书·王接传》）。宋代叶梦得在《春秋传序》中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三家解经各有特色，所以古人认为对《春秋》，信者传信，疑者传疑，因此在经与传之间、传于传之间，都没有统一的标准。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汩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传》是史。”[19]对于《春秋》经、传的区别及流传中的错误，皮锡瑞讲得很清楚。正是由于《春秋》及其“三传”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偏失，使《春秋》失掉了原有的本意。
这道策问的大意是说：《春秋》一书，是孔子为明周公之志而作，左丘明依据孔子《春秋》经而作传。杜预又在左丘明传的基础上作注。但是孔子有感于乱世获麟，嘉瑞现于明王的说法未能应验，绝笔于此时来发寄托。书中以一字寓褒贬，其微言大义对人有劝诫作用。这是有德无位的圣人以经典著述的方式参与政事。这种著述义例难道都是要遵循周朝的礼法吗？左丘明《左传》中存在无经有传的情况（《左传》记事起于隐公元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有无经之传十六年），杜预又将经文与传文合编，的确是修饰过多，我很忧虑失掉了《春秋》的根本意义。你们既然对于儒家经典有研究，是否对这些问题思考过呢？
这道策问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讲了《春秋》成书及其经传的传承、经传之间的不统一。第二，孔子作《春秋》的“笔”“削”义例及一字寓褒贬的精神。针对《春秋》经、传存在的问题，鼓励考生守经弃传，去求本溯源。在经学的研习上，抛开注、疏的限制去思变创新，才能重新获取合理、正确的答案。第三，就以上提出的问题要考生思辨、对策。
唐人的经学讲究“章句训诂”“疏不破注”，导致了唐代经学弃经背义、不重经义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学风，及早跳出固有思想的束缚，一批颇具远见卓识的大儒啖助、赵匡、陆质、施士匄、仲子陵等，皆自名其学。他们提倡舍传求经，抛开传注的限制去追本溯源。“这批儒学学者在传承儒学经典时，与汉儒大为不同，他们不仅要发扬先秦儒学的内在精神，而且要‘以学干政’，对经学的解读要面向现实政治，发挥对现实政治的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不再是‘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而是依经立义、务实变通，甚至是‘我注六经’、发挥己意，表现出求实、创新的学术意识和文化精神。”[20]因此，在三掌贡举期间，权德舆首先从考试内容上改革，以纠正考生只讲背诵、不重经义的偏失，主张选士得人，应以通达经义为主。所出策问卷子，无论是进士、明经策问，还是宏文、崇文及道举诸试题均出自《春秋》《三礼》《诗》《书》《易》《论语》等儒家经典。
权德舆以《春秋》内容为策问试题，就是针对中唐政治黑暗、经学衰微的现实所做的，其目的是利用啖助、赵匡《春秋》学派的新风，依经立意，劝诫当朝统治阶级要以史为鉴，提倡通变、创新的精神。以《春秋》为名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表达自己新的政治要求，是中唐学术活动的一种新思潮、新观念。权德舆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将这一观点引入科举考试当中，主张举子求本溯源，守经破传，要具有思变创新的精神。他的策问试题要求士子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通达、明理、识义，在通经致用的基础上来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作为经书，有它独到的特点，首先，它针对《春秋》大义，在依附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对事对人论述辨析，借书中人物之口来宣扬儒家道统思想。其次，主题鲜明，对“礼”与“义”的宣传是全书最为明显的特点。“礼”是儒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维护道统的准则，而“义”是“礼”的内涵。全书不厌其烦，通过大量史实强调“礼”“义”的重要性及功用，从而达到劝诫之目的，即“劝人为善，扬善贬恶”，使人们明白“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道义。孔子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陷于崩坏，于是要力挽狂澜，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辨善恶，从而使社会秩序恢复到“天下有道”的局面。这些，是儒家学说的要义与核心，也是《春秋》一书的精神所在，即《春秋》具有重整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隐含思变创新的思想。
权德舆作为《春秋》学派的爱好者和推崇者，他更看重的不是一味地玩味于古人隐晦委婉的“微言大义”之中，而是三传的明是非、辨善恶、重整政治秩序的历史劝诫功用和求本溯源的创新精神。
权德舆曾自谓“予因疑古史，且嗜《春秋》褒贬之学”（《两汉辨亡论》），以“鄙夫《春秋》之徒也”（《宣州响山新亭新营记》）而荣，希望自己像孔子述《春秋》那样，精研经义，博学多才，他的文章多以《春秋》笔法或褒或贬，或指陈利弊，或借古讽今，或在指出《春秋》经、传不统一问题的同时，鼓励举子们抛开经传的束缚，勇于探索，发扬中唐以来《春秋》学派以“己意说经”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