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必论其人”的内在意蕴
清代前期，朱彝尊提出“诵诗者，必先论其人”[7]的观点。乾隆时期，沈德潜也认为人品关乎文章之好坏：“圣贤之言，无一不切于实用，学者果一一体之于心，验之于身，操存涵养之有要，扩充措施之有方，将为真文章者，必能立真人品，立真人品者，必能建真事功，纯儒出其中，名臣亦出其中矣。”[8]惠栋也主张“德行乃诗之源”：“余读其诗，冲夷容与，雅有先贤风制，因作而叹曰：君制行卓荦如此，此诗之源也。以是发诸歌咏，宜其言之有物乎！”[9]诗论中亦有“读其诗如见其人”[10]之说。王昶或受诸贤影响，但他更加强调作家品格对作品的这种决定作用，以为人品决定文品，作家的人格品质是制约作品的关键因素，将此奉为文学创作的圭臬，具有儒者品格，才能写出有裨于世道人心的作品，“非嗜古爱博、性情萧旷之士，孰能几于此”[11]。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已六十的王昶为江昱《梅鹤词》所作序言中详细阐述了“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的观点：
余常谓论词必论其人，与诗同。如晁端礼、万俟雅言、康顺之，其人在俳优戏弄之间，词亦庸俗不可耐，周邦彦亦未免于此。至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国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以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观，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算矣。由此推之，则君词之标格气韵可知也已。[12]
他认为，晁端礼、万俟咏、康顺之等词人因人品不济而词庸俗不堪，周邦彦也不免于此。所以，王昶鄙夷北宋周邦彦而推崇南宋姜夔、周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早期浙西词派崇尚姜夔的“醇雅”风格而言，王昶更加推崇姜夔的道德修养和个性气质。姜夔、史达祖同是南宋词人，亦同为浙西词派的宗法对象，正如清末谢章铤所言：“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13]雍乾之际，浙西词派举起“家白石、户梅溪”的大纛。词派创始者朱彝尊也明确指出：“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14]史达祖属姜夔一派词人，理当同尊。王昶却有不同的观点，他声称姜、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史达祖有平原之败而受黥的人生污点。在权相韩侂胄在任之际，史达祖最受宠信，负责撰拟文书，“师旦既逐，韩为平章。事无决，专倚省吏史邦卿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权炙缙绅，侍从柬札，至用申呈”[15]。而韩侂胄因制造“庆元党禁”、罢黜朱子等道学家，为后人诟病，《宋史》将其列为“奸臣”。韩侂胄败后，史达祖受牵连而遭黥刑。在王昶看来，就人格修养层面而言，史达祖与姜夔犹同“名倡妙伎”与“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一样，前者远不及后者，并由此断定史达祖之词也无法比肩姜夔。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也不满史达祖的人品：“独怪史梅溪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文章，可以并传不朽。而乃甘作权相堂吏，致与耿柽、董如璧辈并送大理，身败名裂。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矣。”[16]但陈氏却肯定史达祖之词，以为其“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的佐证，这与王昶“论词必论其人”的思想截然相反。
与周邦彦、史达祖等词人不同，姜夔具有“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的道德修养，所以与王沂孙、张炎这样的“故国遗民”一样，成为王昶心目中之人格典范，而其词必然“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嘉庆三年（1798），王昶为姚阶《国朝词雅》作序时再次说道：“然风雅正变，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大夫、庄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彦辈，不免杂于俳优。后惟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其工。且清婉窈眇，言者无罪，听者泪落，有如陆氏文奎所云者。为《三百篇》之苗裔，无可疑也。”[17]姜夔、张炎等词人之所以备受王昶崇尚，一方面是由于其“高贤志士”“故国遗民”这样的高尚人格，另一方面则是此种人格影响下的作品创作，“哀时感事，缘情赋物”，“托物比兴，因时伤事”是他们以词寄情的主要方式，目的是为了表达“闵周哀郢之思”“《黍离》周道之感”。同时，王昶还指出，这两方面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的。假如作家人品低劣，必然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水平。王昶早年为张熙纯《华海堂集》所作序中说：“三代以后，士人以酬酢为工，以韦脂为巧，以同流俗、合污世为能，其行如是，况于言乎？又况于言之精者声为诗乎？其尤黠者，或转取忠信廉洁，托之以自饰，而嵬琐诡谲之习，终不能自掩于诗。”[18]士人“嵬琐诡谲之习”虽可加以掩饰，但在其所作诗文中终究会暴露无遗。只有人品高尚者，才能创作出佳篇来。姜夔、张炎等“高贤志士”，具有儒者情怀；而江昱是超然出俗的，看似不同的作家，却皆为王昶所推崇与褒赞，用来阐述其“论词必论其人”的思想，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共同点，“不为富贵所熏灼”，“熏心炙手之地，望望去之”，无“升沉荣悴、菀枯得失之情乱于中”，能够保持人品性情的高雅。因此，江昱超脱世俗，不受庸鄙之气熏染的个性气质，虽遭时人指责，而王昶却认为“君诗与词之工实在于是”[19]。如果人品高尚，即使作品“未必尽工”，也仍然会流传后世。《唐冶父诗序》有云：“余尝观宋之末造如谢翱、林景熙诸人，其诗未必尽工，而《白石稿》《晞发集》各书，当时珍之，后世爱且护之，无他，劳臣志士，宇宙间之正气，正气所盘郁，固不必论其辞之工，不工而皆可传于后。”[20]南宋爱国诗人谢翱、林景熙的诗作并非都写得好，但凭借“劳臣志士”的高尚品格，其诗作在当时、后世得以流传，这与前述王昶“诵诗知世”的选诗思想相一致。总之，王昶始终认为，作家人品之高尚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
“因诗考人”，成为王昶一贯的论诗准则。他曾自述曰：“某夙好为古文词，颇有所作。入滇蜀后，尚得文数十篇，诗二三百章，藏于成都官署，当录其副以呈于左右，庶执事或亦因某之文，略知某之为人也。”[21]乾隆五十六年（1791），为鲁九皋《山木居士集》作序，亦云：“然君先以《山木居士集》寄余，时时翻阅之，因识君穷理尽性之功，立身行己之概，暨夫学问之渊源，文章之轨则，声音笑貌显显如在目前，虽不见君，犹见君也。”[22]又如评陈鸿宝曰：“宝所风神萧散，举止颇似晋、魏间人……诗潇洒出俗，如见其人。”[23]其诗歌“潇洒出俗”，恰是其“风神萧散”品格的真实反映。再比如，称赞李果“为人宽而静，柔而正，恭俭而好礼，诗与文如之”[24]。诸如此类的评论，在王昶所作诗文序跋中还有很多，《春融堂集》中屡有“读其诗如晤其人”“余读其诗文，宛见其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之语[25]。他认为，文章、诗作完全体现了作家的学问、性情、品格。
甚至，王昶还十分注重作家酬唱赠答对象的人品。《与顾上舍禄百书》云：“吾诗不传则已，诗苟传，后贤必因诗以考人。考人而人不足称，则鄙其人，因以鄙我之诗，且因鄙吾诗之谀，而吾之为人亦将为所薄。今足下集中，凡与唱酬赠答，仆所未知者甚多，岂吴下多有其人，而仆弗及闻见耶？抑非其人而足下故游扬之，使附俊民秀士之列耶？昔苏文忠和王巩诗，谓使巩姓名附见于集中，巩以勋旧子弟，又文采卓越照世，而文忠乃矜慎如此，则不若巩者，其不肯泯泯以滥登也，审矣。苏涣，反贼也；张垍兄弟，降贼者也，工部皆以诗赠，盖草堂集，后人所荟萃，使工部手定其诗，必芟削之不暇，又肯留此以贻訾议欤？”[26]王昶以苏轼、杜甫为例，指出要对唱酬赠答对象有所选择。从和王巩诗之谨慎态度可知，苏轼非常看重唱和赠答者的品格。而杜甫诗集中出现酬赠苏涣、张垍之类人品不佳者的作品，则缘于诗集非杜甫亲自编定。此处“因诗考人”之说也是“论词必论其人”的内在要求，赠答唱和对象的人品，关乎作品的成就，进而会影响后世对作家人品的评价，可见“论词必论其人”的指涉范围之大。王昶强调：“尊贤友士，立懦廉顽，诵诗所以尚论也。如少陵之《上哥舒翰》《赠张垍》《与苏涣》，吾犹目以失言，况其下者。近代集中取友之严莫如亭林、渔洋、竹垞三公，吾窃奉以为法焉。”[27]再次辨析杜甫集中酬赠苏涣、张垍诗作之失，提出诵诗的原则——“尊贤友士，立懦廉顽”。近代诗人顾炎武、王士禛、朱彝尊取友尚严，因而被王昶奉以为师。
继朱彝尊“诵诗者，必先论其人”、沈德潜“将为真文章者，必能立真人品”、惠栋“读其诗如见其人”之说后，王昶于六十岁之际提出“论词必论其人”的观点，更加强调文学创作中人格修养的重要性，主张作家人品之高尚与否，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价值。人品低劣者，其文学创作的水平必然会受影响；只有人品高尚者，才能创作出佳篇来。王昶始终坚持“因诗考人”的论诗准则，所“考”之人不仅包括作家本人，而且包括酬唱赠答之人，二者的人品皆关乎作品之成就。这便是王昶“论词必论其人”思想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