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全融通，精要为本

霍松林先生教授古代文学，并不割裂古代文学，而是要求学生树立整体全面的大文学观。这是霍松林先生治学方面的大气度、大才学的具体体现，更是他一生育人的心血与结晶。先生在虽着力在唐代文学，但其治学与教学始终围绕着古代文学这盘大旗布局谋篇。

1983年，霍松林先生发表了专文《“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以研究唐诗为例，指出：

“断代”的研究内容不宜用“断代”的研究方法。就研究唐诗说，不应割断它与唐以前、唐以后诗歌发展的联系，尤其不应忽视唐诗与今诗的联系。具体地说，研究唐诗的人也应该研究“五四”以来的诗歌发展史，研究新时期诗歌创作的成败得失及发展前途。［1］59

霍先生认为，“研究唐诗，必须溯源穷流，对整个诗歌发展史有所了解。如果不了解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诗歌发展史而仅就唐诗研究唐诗，那就无法弄清唐诗从长期积累的诗歌遗产中继承了些什么，有哪些革新和创造，因而也不可能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了解唐代以后的诗歌发展史而仅就唐诗研究唐诗，那就无法知道唐诗对后代有什么影响，因而也就不可能弄清宋元明清以来在学习唐诗方面有哪些经验、哪些教训，从而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1］58这既是霍先生多年学术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古代文学教育中博与专思想的体现。这其中展现的不仅是博与专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以及精要为本的价值指向，更是他不凡的学术气度与研究视野宏远的表现。在古代文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中，随着专业方向的越分越小，博与精、专与全的矛盾十分突出，大多数博士研究生毕其一生专攻的就是某时段的某一隅的问题，也往往超不出某个朝代的范围，这就使得研究的问题始终笼罩在一个狭小的范畴，看似把问题搞清楚了，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往往就是井底之见。霍松林先生自身博雅宏富，文化积淀极深，学术研究、诗词创作、书法艺术都能融会贯通，相互阐发。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先生虽着力于唐宋，对唐代文学用力尤勤，可从先秦到近代，将各段文学史能贯通起来的大家屈指可数，而先生却在古代文学每一段都有创获，不论弟子的研究领域在哪一段，他都能得心应手地加以指导。更不要说他在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他的论文，如《论中华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简论近体诗格律的正与变》《论诗的设色》等，从论文题目即可看出先生广博的学术视野。又如《论唐人小赋》一文中，先生从“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点出发，对唐人抒情小赋内容、题材、艺术特色做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唐代赋与诗歌、散文、传奇一样，富有特色，足以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开创了唐代赋体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霍先生指导学生，注重在广博基础上的精专本要追求，即要求每一位博士生围绕古代文学研究课题，广泛涉猎与课题有关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与论著。这样做，一方面使得研究课题站位高、视野广、立意深；另一方面又能使学生在面对问题时，能够从宏观和整体的视角处理好与课题有关的各种关系，使得研究课题背景清晰、论据厚实、结论科学。另外，他还专门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应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来说明广博的必要性，要求博士生能够借助旧注，基本上读懂先秦两汉以来的古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离不开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文化史方面的广泛学习与掌握。在处理专与全、博与精的关系上，霍先生并不是让学生一味地漫无边际地追求所谓的博，而是始终围绕精专的目的广泛涉猎、融会贯通。尤其是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中，既要求每一位博士生要通过多动笔写论文来树立问题意识，提升研究能力，积累学术成果，又要求他们在学术研究之余运用传统样式兼搞一些诗文创作。这样有了创作的经验与甘苦，就能更好地体味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与古人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教学与科研。

在霍先生的教育理念中，全与专、博与精的融会贯通，是立足于古代文学高层次“通才”型人才培养这一目标的，他将博与专的相辅相成理解为“通”，因此，他特别强调由广博走向专精、由专精走向广博的重要性。他培养的博士，其研究领域跨越了古代文学朝代划段的界限，涉及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阶段，而专全融通，精要为本，使每一位博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不仅如此，霍松林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开放包容、和而不同。他还教育学生要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较强的思维能力。他强调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高品位的文化人，学术视野和文化修养不能局限于某一隅，应文理渗透。他指出，“文理渗透的好处很多，仅就培养思维能力而言，读哲学著作和文史著作，可以使思路开阔，思想活跃，想象丰富；学好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则可以加强思维方法的科学性。”［7］